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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唯真的孩子们                           

 

王唯真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和代理社长时期的留影。

父亲15岁回国参加抗日时,爷爷曾亲自从菲律宾送他到香港,并为他写下了临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父亲的确真诚地投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生活把他推向浪尖又拽下深谷,让他品味欢乐、体验成功,也逼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爷爷写的《临别赠言》。

记得小时候,我们与常年在国外工作的父亲很少见面,他每次回国休假,总要带我们去买书,大包小包地提到家,一本本地看到他下次再回国。在短暂的假期里,他给我们讲过许多海外有趣的故事和见闻:越南的民族英雄和历史变迁、巴西的石油风暴和狂欢节、印地安人的部落与习俗、亚马逊流域的自然景观.…..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狼鱼、墨猴标本,镶着花边的墨西哥尖顶阔沿帽和质地、图案千差万别的多国硬币,以及外国历史、风光、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画册和图片,还有他记者生涯中的多次历险……撩拨得我们一心想跟他出国,成为他那样的记者:乘飞机在高空遭遇雷暴时,检验精神的强健;在多雪的冬天里瞻仰马克思墓,感受伟人的光辉;到贤良桥边眺望南越大地,用心倾听越南南方人民的苦难;为抗击法国殖民者的烈士母亲披上自己的外衣,让一腔赤诚关爱更多的人……

稍微长大些,我们得知他从小在菲律宾曾被流氓打昏过去,并与许多华侨孩子一样被骂为“中国猪”……后来他在爷爷任总编辑的《前驱日报》上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明白了华侨在海外哪怕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里都没有社会地位的屈辱,是因为祖国积贫积弱。只有中国强盛了,它的儿女才不会任人宰割。于是,在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中,他毅然加入了回国抗日的行列。因为年龄小,组织上不批准他去前线,他的绘画天赋被延安《解放日报》发现后调去画战争形势图;由于当时的延安需要外语人才,他又被调到新华社,担任了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编辑。

父亲从小爱画画,他把抗日宣传画画到了延安的土墙上、画到了《解放日报》的版面中;闲暇,他也把那时的生活画到了自制的本子里……家里有一本父亲早年在解放区画的生活素描集:《胜利后再见》中与亲人挥别的义无反顾,《扭秧歌》中的欢愉与质朴,《修机场》、《纺线线》、《割草》、《背炭》中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以及《军事训练》、《告侨胞书》、《日寇投降》、《蒋胡进犯》、《撤退路上》、《孩子诞生》……那传神的勾勒和简约的配诗,象一幅幅连环画,展现了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融进了父亲年轻的向往和无所畏惧的追求,也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他是那个年代投身抗战的华侨青年中普普通通的一个,1995年新华社和国务院侨办联合筹办《华侨与抗日战争》大型图片展向他了解线索时得知:当年与他一同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日的26个华侨青年,现在只剩下他们4个人了……

王唯真六十年代初去巴西赴任中途转机,在马克思墓前留影。

1961年,父亲从相继工作了多年的香港、越南新华分社卸任,赴巴西担任新华社驻里约热内卢特派记者。那时中巴两国还没建交,由于美国的插手,巴西时局很动荡,父亲回国休假时对我们说:这次再去里约热内卢,很有可能回不来了。临别时,妈妈第一次当着我们与父亲拥抱吻别,我们兄妹三人也都默默地依次上前亲吻了他,那是我们自懂事以来第一次感到的深深不安。

果不其然,美国在巴西搞军事政变,推翻了与中国友好的古拉特政权,把包括父亲在内的九个中国人关进了监狱,制造了一起国际政治大冤案。我们陆续得知父亲遭受了严刑拷打,并被判监禁,还将被递解到台湾;得知父亲他们为此绝食抗议,得到巴西各界友好人士的舆论支持和法律援助,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声援,更得到我们亲爱的祖国所给予的全方位营救……一年后,巴西军政府黔驴技穷了,父亲他们胜利出狱了。站在北京首都机场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里,看到人们欢呼着把父亲高高地抛起,又稳稳地接住,我们心里感慨万端,明白了个人的平安、幸福,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离不开正义。

在巴西监狱中,王唯真在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信纸里写下按规定只许写25字的家信。

文革期间父亲临危受命,由毛主席提名,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担任了新华社副社长并代理社长,全面主持新华社工作。父亲经常面对冲击、围攻和漫骂,甚至遭绑架时被揪着衣领倒着拖下三层楼,上班路上流弹洞穿车窗玻璃从面前擦过…..他仍从容不迫地要求司机师傅继续往前开;面对繁重的日常工作,他经常忙得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以往我们很少看到他抽烟,为了逼自己拿出较充沛的精力应对工作的重压,那段时间他卷起了烟丝、烟叶,又抽起了烟斗,最后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雪茄,笑着对我们说他小时候在菲律宾就抽过,盛赞这东西“管用”。

当时,由于正常的国家机构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为预防内忧外患之不测,父亲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面部署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当他得知有人提出要把国家领导人中所谓“走资派”的历史照片从档案中清除掉,马上找到摄影部分管图片档案战备的负责人说:“照片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除非有中央文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毁掉一张。”为此,摄影部和战备点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在混乱的文革中,使新华社的照片档案完好无损。

文革初期,不少国内分社因记者被抓、被关向总社告急,有的监狱还给记者戴上了镣铐和木枷,甚至准备枪决。父亲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所在地省军区领导,要求他们出面协助放人,并制定了非常时期相应的工作原则,下发各分社以保护干部。为了保护被打倒并被组织起来强迫劳改的总社各级领导干部,父亲顶着压力下令解散了这支“劳改队”。有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事忍受不了无休止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自杀被救后痛不欲生,父亲去他家中探望,安慰并鼓励他振作起精神,闯过这道难关。在“逼供信”盛行的日子里,有个老干部被逼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特务”,以求获得“解放”早些站出来工作,却使自己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父亲得知后在总全体人员大会上指出:“x x x历史上是不是特务,要在组织审查后才能下结论。”为此,父亲被当成新华社运动中“最大的绊脚石和保皇派”,成为批斗对象。

让父亲最难应对的是上级的错误指示,那种种反复无常的要求,那不符合规定擅自改动文章的作法,那在父亲提出质疑和按正常手续记录在案,而被上级当面辱骂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尴尬,都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一人难以独当国家通讯社整个复杂的局面。为了使工作少受损失,他向周总理建议对新华社实行军管获准。军管小组进驻后,父亲热情、悉心、全面地帮助他们了解情况,熟悉工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应有的党性原则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被当作“右倾”、“保守”、“以生产压革命”、“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父亲按组织原则和隶属关系执行宣传报道任务,却被错误点名定性,并被诬陷而不允许其申诉,终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遭隔离审查,并被批斗、抄家、关押和劳改。由于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父亲患高血压导致眼底出血、患癌症两次开刀……面临严峻的考验,父亲没有出卖灵魂,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苟且偷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他在那个非常时期担任代社长,对新华社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受到的冤屈是惨烈的,然而他所展现出来的坚强党性和高尚人格,已成为我们全家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父亲曾因上级对他错误的“审查结论”被另行分配工作。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他及时向新华社党组写信,要求按照决议精神,对1978年的“审查结论”进行复查。1982年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了新华社党组对父亲做的复查结论,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这个“复查结论”仍然把父亲按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隶属关系执行宣传报道任务说成是他的“错误”,留下了不实事求是的尾巴。为了肯定修改后的结论中得来不易的进步,父亲还是在结论上签了字,他相信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错误结论必将得到彻底纠正。

尽管是这样一个关乎父亲“政治生命”的复查结论,新华社也一直没有公之于众,父亲仍然感到欣慰,多年来面对许多同志和亲友的疑问与不平,他说:当初回国是义无返顾的,走到今天同样是义无返顾的,因为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时代的前进,正是他们这一代华侨最大的心愿,最美好的回报。

父亲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他为此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铸就他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父亲艰难坎坷与灿烂辉煌的一生让我们懂得了:人性中的真诚、智慧、纯朴、博爱、忠勇、坚毅等高尚品格,是在与愚蠢、贪婪、凶残、狡诈、邪恶等糟粕做殊死较量时,突显其光辉与纯美的。正像《国际歌》中唱到的“让思想冲破牢笼”那样,人类必将彻底摆脱成长中的心灵桎梏,美好的精神世界终将在人类心灵中成为永恒!我们坚信这一天会到来,并像父亲那样不懈地为之奋斗,勇敢地迎向困难,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

该文为王唯真的孩子们于2006年5月底在王唯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