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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枫

 

父亲的爱,在痛失父亲后让我更加刻骨铭心。它不像母爱那样细碎、周全到几乎融化了我的地步,却总让小时候的我感受到一丝甜甜的威严。文革前,父亲常年在国外工作,回来与我们相处的日子总共不超过两年。幸运的是,我五岁时被妈妈带到越南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回忆。

1956年父亲担任新华社驻河内分社首席记者时,正值法国殖民者在奠边府战役中惨败的第二年,越南北方百废待兴,中国援越方兴未艾。父亲每天采访、写稿,忙得不亦乐乎。他写好了文章,妈妈就用电话向国内传送。我每天也给自己规定了“任务”:在废纸的背面划出歪歪扭扭的格子,用铅笔往格子里画“字”,画了几行之后,就学着妈妈的腔调“逗点、句点”地“传送”起我的“稿件”来。父亲只要看到,总会赞许地向我点点头。

渐渐地,我不满足于“画稿件”了,要求父亲带我去“采访”。父母就利用周末领我到火热的建设工地看迎风飘扬的金星红旗,到附近的小学参加分社翻译、归国越侨小梁阿姨的婚礼,到我的华侨阿姨李建玲家吃姥姥给的咸饼干,去《新越华报》社找从中国来的小朋友玩儿。平时趁大人不留心,我独自跑到街上去看妇女身上柔美飘逸的Ao Dai,还盯上了路人放进嘴里嚼出红色汁液的槟榔,馋馋地直淌口水……我的“采访”春风得意,于是乎画出的“稿件”也仿佛有了意义。

父母带着我和《新越华报》的小朋友姚薇薇在越南河内的建设工地,父亲搂着我。

但冥冥之中,我还是觉得要像父亲那样“忙”一些什么,就盯上了他工作日的外出。好不容易,父亲答应带上我了,可偏偏临走时我要上厕所,他告诉我在楼下车里等,却一溜烟地将车开走了。我为父亲扔下我而大哭起来,屁股却轻轻地挨了妈妈一通鸡毛掸的敲打。

父亲似乎明白了我,就利用点滴时间向我讲有关越南的故事。我听了许多他采访中的趣闻和收集来的越南英雄的事迹,一遍一遍地听,总也听不够。父亲告诉我,越南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最伟大的英雄就是胡志明主席,他用毕生精力带领越南人民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法国殖民者,迎来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为此,胡主席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但所有越南人民都敬仰他、爱戴他,亲切地称他“胡伯伯”。胡伯伯的故事震撼了我的心,我无法想象胡伯伯是怎样一位伟人,就要求父亲一定带我去见胡伯伯!

1957年5月20日,在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越南的那天,父亲去嘉林机场采访前对我说:“今天胡伯伯可能会去机场迎接,你跟我们一起去。”我连忙跑到分社的小花坛里揪下几支带着露水的红玫瑰,跟着大人们出发了。父亲忙工作,把我交给了一同前往的罗贵波大使夫妇。

当一位有着银白色鬓发和胡须的长者踏着积水的路面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欢迎的人群沸腾了,欢呼着:“胡伯伯来了!”“胡主席来了!”我也挥动着手中的玫瑰花,向着敬爱的胡伯伯高兴地跳着、叫着。

胡伯伯和我于1957年5月在河内嘉林机场。

胡伯伯与罗大使亲切交谈时发现了我,就拉着我的手走出欢迎队伍,用中国话问:“你几岁了?会讲越南话吗?”我连忙把平日里从父亲组织大家学越南语时听会的三句话,一连串地讲给胡伯伯:“吃饭了吗?吃饭了。同志好!”胡伯伯听了我的自问自答,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又低头问:“你喜欢越南吗?”我迫不及待地回答:“我喜欢越南,我也喜欢胡伯伯!”于是,胡伯伯弯下身来搂着我,轻轻地亲了亲我的脸,我顿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胡伯伯,更因为胡伯伯也喜欢我这个中国儿童。胡伯伯的笑声感染了欢迎的人群,也感染了周围的记者们,我们被闪光灯包围了……

从机场回来,父母详细地向我了解了胡伯伯与我之间充满关爱和童趣的对话,与同事们分享这难得的喜悦;《新越华报》的摄影记者谢士峰叔叔,还把他为胡伯伯和我抢拍到的两张珍贵合影送给了我的父母。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见到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继而了解这位充满人性光辉的伟人,而深深地感激我的父亲。

父母和我的华侨阿姨到河内嘉林机场送我回中国上学。

七岁前,我该回国读书了。父母工作忙不能送我,并告诉我:胡主席将访问中国,罗大使随同前往,我要跟随胡伯伯乘专机到北京。父亲认真地对我说:“等你学好了本领,再回越南见胡伯伯。”想到远离父母、独自在国内生活会很难过,但能与胡伯伯一同去中国,我欣然同意了!回到北京不久,我被幼儿园阿姨送进了育英小学,年复一年地住在校园里,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一直努力学习着,毕业那年顺利地考入了理想的101中学。

父亲每次回国休假,都带我买回十几本精心挑选的书,充实我的心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带回国的几大本图片,其中有日寇为装备侵华日军,在越南毁稻种麻,致使越南发生大饥荒,200万人民被饿死,那饿殍遍野、尸骨如山、死不瞑目的惨景,让人不寒而栗!图册中还有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屠杀革命志士和老百姓,砍下头颅挑在刀尖上转;切鼻、割耳、断臂、电刑;将妇女开膛破肚、割去乳房;把和尚绑了从头顶劈开、脑浆迸溅……我看得心惊胆战,但父亲坚持陪着我看,让我明白了越南人民为什么会百折不挠地抗击殖民者,看清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殖民统治背后,必然有触目惊心的血腥与残忍,懂得了反侵略、反殖民,争取独立、自由、平等,是世界进步的必由之路。

 

1944年日寇逼迫越南农民毁稻种麻,致使200万老百姓饿死。

1954年法国侵略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大败,向越南人民军投降。

父亲从越南卸任后被派往巴西工作,经历了国外政变的炼狱生活,又经历了国内文革以及身患癌症的磨难;我因文革辍学,尔后参军、复员、当工人、上大学,当编辑……虽然中学时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街头宣传,在部队时也演出过抗美援越的歌舞,然而,随着胡伯伯的逝世和社会的变迁,我的生活轨迹似乎离越南渐去渐远了,只有在翻看老照片时,与家人重温那段弥足珍贵的往事。

刚被调入《瞭望》周刊海外版工作的第二年,父亲说北京有个越柬老归侨联谊会,问我刊是否有兴趣报道。正巧,我在周刊负责“华人华侨”专栏采编,随即发了一篇文章介绍该会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被香港、美洲、欧洲等地的华文报刊纷纷转载后,我才知道有这么多地区的人在关注着越柬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的现状,我也才知道父亲作为“对中越两国友好做出过贡献”的人,被请进该会当了顾问。

1995年底,我因为做《华侨与抗日战争》图片展没有按领导要求从中挣钱,被以不称职为由免去工作、停发工资。在家赋闲期间,我接到了北京越柬老归侨联谊会王友侠秘书长的电话,他希望我加入该会,并义务做些具体工作,我立即答应了。2000年,我在为联谊会的归侨们组团去越南旅游了解线路和价格期间,恰逢中国国际旅游会议在上海召开,参会的胡志明市旅游局长张玉水女士和堤岸旅行社副总经理江集生先生闻讯,特意来京与我会领导层见面。他们得知我小时候在越南给胡志明主席献过花,当即邀请我参加年底在胡志明市举办的“跨越新千年旅游盛会”。

2000年12月在岘港市街头作者与卖木瓜的姐妹合个影。

记得出发的前一天,父母比我还高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比着谁会的越南话多,我惊异于他们离开越南近四十年,居然还记得那么多抑扬顿挫的语调!八天的越南之行结束后,我给父亲带回了他最喜欢喝的越南咖啡,展示了我拍的几百张越南风光和人文景观照片;让他最爱不释手的,是我写的第一篇越南游记《我心中的越南》。由于随旅游团队在越南中、南部转,文章描述的都是父亲五十年代站在贤良河边向南眺望时不曾看到的,我发现父亲脸上洋溢着喜悦。

2002年底,我参与协助新华社和越南通讯社实现了首次大规模图片交换,被越通社邀请再访越南。这次我进入河内的街区,并有幸在庄严肃穆的胡志明主席陵前留了影。我还与同伴们在美若仙境的下龙湾荡舟,去四季飘香的大叻赏花,再品会安和岘港丰厚的人文底蕴,拜会《西贡解放日报》华文版新闻同人,静默在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广场上胡伯伯与小姑娘的塑像前……进一步了解了越南人民在祖国建设中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贵精神和巨大潜力。

新鲜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让我一回国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万多字的印象记《在越南美丽的国土上》。我把刚打印好的新作交给父亲,希望他提提意见,没想到他看罢站起身来,郑重地对我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父亲这样夸我,今生还是第一次,我不好意思地扭过头时,泪水已涌出了眼眶。我知道:父亲看到了他给予我的有关越南的一切,已牢牢地镌刻在我的心中;父亲也看到了我面对人生的挫折不曾低头,向着心中的追求不断地努力着,他为我的成长由衷地高兴啊!

父亲在越南工作时,与越通社和《人民报》等新闻界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中国后,不少越南朋友来北京时都会去看望他,在家中的老照片里,他曾如数家珍地一一向我介绍过。四十多年后当我与越南朋友交往时,他们也一定要见我的父亲。父亲高兴地向他们展示自己从越南带回来的纪念品、相片,询问越南老朋友的近况,回忆他在越南工作时那些难忘的日子,并请他们一同吃饭,我能感受到父亲心中充满的快乐!

越通社北京分社梁益坚社长与父亲愉快地交谈。

2006年初春,因越南驻京新闻机构人员新老交替,胡士慧参赞来电话提议:请我父亲与大家一同聚餐。父亲得知后高兴地对我说:“他们来中国,我们是主人,应该我来请。”考虑到当时天气比较冷,父亲年事已高,容易感冒咳嗽,我们与越南朋友约定把聚会时间安排在“五·一”黄金周期间。

四月下旬,父亲突然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及肺呼吸衰竭被送进医院抢救,他在病床上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讲好‘五·一’期间我请越南朋友吃饭的,看来要食言了……”我安慰他:“等你病好了,咱们再请不迟。”他点点头。我马上去电话通知延迟这次聚会时间,没想到越南朋友们了解情况后,马上提出到医院看望他。父亲很感动,对我说:“医院病菌太多,请转告他们千万不要来,等我出院了……”

越南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胡士慧先生代表越南政府向王唯真遗体告别。

父亲终于没能战胜这次凶险的疾病,带着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去了。在八宝山举办的告别仪式上,越南朋友们都来了,他们带着鲜花和诚挚的心,为这位从未谋面的老人送最后一程。此后,我们在烤鸭店为父亲完成了未了的心愿,表达全家人由衷的感谢;越南朋友们也把我们请到驻地,亲手烹制了丰盛地道的越南餐款待我们。席间,大家唱起了胡伯伯时代的歌曲,那份亲密、熟稔的感觉,让中越人民之间源远流长、水乳交融的友爱,在我们心中久久地回荡。

父亲走了,留下了最值得珍惜的挚爱深情:对亲人、对朋友、对事业,对追求……想起越南,我就会想起父亲,那里有他为理想付出的青春,有他思念长久的友人,有他贯穿一生的信念,也有他留给我的心灵的传承。

 

文章来源:北京市越柬老归侨联谊会2007年二十周年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