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猛虎报彩图109期

作者: 杨兆麟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又从事中国人民广播史的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台的前身。为此,我和北京广播学院(后改为“中国传媒大学”)原副院长赵玉明访问了当年在延安创建广播电台的一些老人们,听他们述说当年那艰难和动人的故事。这样,我们认识了王唯真。他为人谦和而又热情,几次访问以后,我们就由相识而深交,成为好友了。他和我是同龄人,不过比我早来到人世几个月,我尊之为兄。

2006年4月间,我接到一封邀请函,需在5月份去南方参加一个会议。行前,我打电话问候王唯真的健康状况,并且暂时告别,回来再见。我说:“你是当年新华社广播科三人中的仅存硕果了,要多多保重啊!”他说:“我得过一次大面积心肌梗塞,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如今,我们都是耄耋老人了,能出去活动活动,还是去活动一下好。”

杨兆麟在香山香炉峰上。

不料,我在5月中旬回到北京后,却得知王唯真于5月6日去世的噩耗,他留给我的竟是最后一句话。从此,他那瘦削的身影和清秀的面容,永远印在了我的心中。

王唯真原籍福建泉州,10岁随父亲到菲律宾读书。“七七”事变爆发后,年仅15岁的王唯真胸中充满抗日救国的热情,要踏上归途去“打日本鬼子”。父亲亲自送他到香港,由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王唯真于1939年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经越南回到国内。

父子分手的时候,父亲在给王唯真的《临别赠言》中满怀深情地写到:“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父子情深似海,句句皆是谆谆教导,王唯真牢记在心。

王唯真辗转到了陕北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后,更加坚定了信念和奋斗目标,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他到“青年剧团”(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工作。

王唯真善于绘图,在菲律宾就为父亲主编的报纸《前驱日报》画过一些插图。组织上看到王唯真有绘画才能,就把他调到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美术科工作。在那里,他为报纸绘制了不少战争形势图。一次工作之余,王唯真正捧着英文版的《联共(布)党史》认真地学习,被即将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同志撞见,王唯真即于同年11月被吴文焘带到新华社,在翻译科工作。

那时候,翻译科、广播科、中文译电科三个单位共用一孔大窑洞。王唯真有时会好奇地过去看看广播科在干什么。当时广播科只有两个人:科长李伍和编辑陈笑雨,正缺少人手,就请王唯真到广播科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认识王唯真的时候,李伍已经病故,陈笑雨后来从事文艺工作, 文革年代去世。我对王唯真说:“当年广播科的三个人中,你是‘硕果’仅存了,要多多保重啊!”在我和他通电话告别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他有哀伤的情绪,而是如父亲的嘱咐,他保持着“达观”的精神。

那时候的延安,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中,灯油、灯芯、衣服、木炭等各种物品奇缺,无论吃穿用,都是限量供应。偌大一孔窑洞,春、夏、秋天的日子还好过,到了寒冬腊月,陕北高原的气温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窑洞中间仅生一盆炭火,时光就很难熬了。中文译电科要到深夜才能把各国通讯社的稿件译完,所以,广播科都是后半夜才上班。他们要从几万字的文稿中选编出两套,各8000多字,一套交给译电科译成电码(每个字4个数码),送给报务组发报,称为“文播”,另一套送给播音员去广播,称为“口播”。广播科用两张长条木桌拼成了一张“方桌”,他们三人各坐一方,另一方留给吴文焘来审稿。“方桌”的中央,点燃着一盏昏黄摇曳的油灯。编写时间不长,手指就冻僵了,都要蹲到炭盆旁边去烤一烤,搓暖和了,再继续去编写。如此这般,一夜要好几次。后来有人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最早的财富是3/4的方桌、3/4的油灯和一个半人力。”此话丝毫没有取笑之意,当年的延安,哪个单位都是如此,人人都是靠“延安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广播科编出“文播”稿和“口播”稿,第二天上午要送到十九里以外的王皮湾村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设在半山坡上,因为那是个很隐蔽的小山村,可以避免敌机的轰炸;在编制上,划归分管通讯工作的中央军委三局九分队。通讯员都是往返奔波于乡间土路上,其辛苦的程度可以想见。后来给他们配备了马匹,情况才大大改善了。当年,我们想寻访两位通讯员,可是,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无从查到,历史上无法记载他们的尊姓大名。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1940年12月30日傍晚开始播音。因为说真话,讲真理,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遍祖国大地,给苦难的中国人民送去了温暖和希望。有的听众称颂延安的广播,好似茫茫黑夜中的灯塔,使他们看到了光明。这使一向造谣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下令“取缔”,每天“监听”。他们把空中的激烈战斗,称为除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战线”,反证了延安广播电台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无形的力量。

如今,坐在高楼大厦里“玩电脑”、操作“数字广播”、冬季享受充足的供暖、出门可以坐公交车或者“打的”乃至有私家车的人们,能想象60多年前第一代广播工作者们艰难创业的情景吗?当年广播科的三位兄长,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军委三局九分队的队长和机务员、报务员、第一位播音员也都撒手人寰了。只有一位机务员李志海,和我也是同龄人,如今还健在人间。

王唯真早年画作:在延安广播电台播音室播发《告侨胞书》。

1945年8月,王唯真被调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但是他和广播工作的关系并没有中断。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委托王唯真撰写一篇《告侨胞书》,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请他去播音。他把这篇文章用广州话、闽南话、国语(即后来的普通话)各播了一遍,在各地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年11月,胡宗南军队窜犯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大部分暂时转移了,只留下播音员于一和少数机务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不巧的是,于一同志病倒了,王唯真又去替她播了两次音,算是救急了。

使王唯真享誉海内外的,是1964年他们同巴西反动政权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全国解放后,王唯真先后被派到香港、越南河内分社工作。1961年,王唯真又被派到尚未和中国建交的巴西工作,为促进两国关系,他从里约热内卢发回了大量消息、通讯和图片,并为中巴两国文化、经济等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当时,美国不能容许在它的“后院”有一个和中国友好的政府存在,于1964年在巴西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权,把王唯真和另外8个中国人逮捕、监禁,并且严刑拷打,王唯真的脊柱和一个肾脏受了伤。为了维护正义和真理,王唯真等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仗义执言,批驳了巴西反动军政权的各种诬蔑、造谣;坚持狱中斗争,粉碎了敌人将他们九人分散关押和移送台湾的阴谋。

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巴西友好人士的极力营救和各国公正舆论的谴责,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巴西军政府被迫把他们9人释放了。在北京机场上,九位同志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巴西事件”被誉为中国外交史上对敌斗争大获全胜的范例。

关于王唯真等九人的狱中斗争及获胜经过,新华社国内部和《中国青年报》曾写过详细的报道连载报端,也有人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编写成电视剧本,但是由于文革开始,未能投入拍摄。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新华社原来的社长、副社长都被“打倒” 了。一个国家通讯社怎么能一天群龙无首?王唯真临危受命,在1967年1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又任代社长。他为人正直、刚强,做事认真,却被诬为“右倾”、“保守”、“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还被扣上了“新华社‘5.16’总后台”、“反革命”的帽子,在军管期间遭“隔离审查”,并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为此,他患了癌症,两次开刀后终于活了下来。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王唯真理所当然地要求组织上对给他塞进许多不实之词的《审查结论》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复查结论》和上级的批复中,给王唯真留下了一个不实事求是的“尾巴”。王唯真申诉无效,豁达对待,深信这些无视历史的行为,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

有一天,我和赵玉明去看望王唯真,核实历史上的一些细节。王唯真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内室中拿出了一本珍藏的画册。我一面翻阅,一面感到王唯真确系一位多才多艺之人。他用画笔生动地描绘了《胜利后再见》、《扭秧歌》、《修机场》、《纺线线》等场面,使我们十分惊喜地是,有一幅描绘了王皮湾的石窑洞里工作的情形,另一幅是王唯真正在播送《告侨胞书》,都十分生动。这真是太珍贵了,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和赵玉明把这两幅画收入了《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一书的增订本中。

纵观王唯真的一生和我们同他的友好交往,王唯真无愧于老父的殷切期盼,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无愧于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无愧于对创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和致力于新闻事业的巨大贡献。尊敬的唯真兄,请你安心地驾鹤西去吧。

作者简介:湖南长沙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社重庆总分社、南京分社编辑,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建立新中国初期,参予了“开国大典”、人大、政协等采访;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政治组组长、国内新闻部副主任、国际部主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理事;写有《桑给巴尔纪行》等,合编《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

2007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