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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许一心

许一心(左)和大舅舅王唯真在北京。

“五一”长假还没过完,北京传来了舅舅王唯真不幸逝世的噩耗,令我深感悲痛,久久都缓不过神来。次日到邮局汇款发唁电时,我还突然犹豫了一下:是不是真的?可别弄错了。

舅舅在我心目中,和蔼可亲,勇敢正直,充满热情。是长辈,是战士,又是朋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个舅舅在北京。他和母亲的姐弟情谊很深厚,经常书信来往。来信时都会问候我们几个“小家伙”,总让我们兴奋一阵子。特别是当突然收到舅舅寄来的富有异国特色的小礼物时,更是让我们惊喜万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知道舅舅是位记者,被常年派驻国外。

从舅舅寄来的他在新华社河内分社门口拍的照片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他在“新华通讯社”工作,从此对新华社倍感亲切。后来,舅舅又陆续寄来了他与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合影及在越南采访的照片,让我对舅舅的记者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心中多了一份敬佩之情。舅舅当年工作非常忙,我的小表妹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却不能亲自送她回国,刚巧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要陪同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小表妹就跟着胡主席和罗大使乘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由此可见舅舅与胡志明主席的友谊之深。至今我家还珍藏着胡志明主席与我的小表妹的合影——照片中慈祥的胡伯伯满脸笑容,双手拉着一位天真的小姑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舅舅来信说要到南美洲的巴西去工作。在随后的赴任途中,他又寄来了几封信,以一个记者的眼光向我们这些“小读者”介绍途经几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并附来了收集到的一些异国风光明信片。舅舅成了一位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从亚洲经欧洲到南美洲的地理课。

记得舅舅去巴西前,正是我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的时候。连年罕见的自然灾害,使国内经济面临极大困境;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又乘机加大对我国的封锁,妄图困死年轻的共和国。此时的中国,一切有爱国心的人都奋然而起,投入到打破封锁、战胜灾害的斗争中。当时,全世界与新中国建交的只有三十多个国家,中国非常重视在外交上的突破。那时的南美洲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并遭美国严密控制,被称作“美国的后院”,然而其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巴西,却向中国表达了寻求友好往来的诚意。舅舅得知这一情况,主动请缨到这个还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去工作。他认为:尽管巴西情况复杂,充满危险,但自己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锻炼,也有国外工作经验,比年轻同志去更能适应。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舅舅这个特派记者转变了原先“站稳脚跟、细水长流”的工作方针,改为“广交朋友、大胆工作”的思路,他不但很快与巴西国内外新闻同行熟悉起来,还成为国家要员和总统智囊团核心人物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朋友。他与随身翻译密切配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采写了七百多篇消息、通讯,及时向国内外读者报道了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巴西。

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几人,总是关注着报纸上有关巴西的消息,因为那是舅舅从地球的另一面发过来的新闻。特别是那些署名“唯真”的介绍巴西风土人情的散文报道,我都一一将它们剪下来收好,不时地拿出来看。由于舅舅的“通天本领”,他为中国和巴西在很多领域的交往打通了渠道,促成了中国与巴西各有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几年下来,中巴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两国建交的前景已曙光初露。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上也进行着一场面对自然灾害的战斗,我们家所在的福建省厦门市,有一群爱国的科技、侨务工作者聚集起来,创办了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场。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引种渠道,从世界各地引进优良的粮、油、经济作物种子,为战胜饥荒奋斗着。舅舅从母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便义不容辞地加入到引种队伍中来。他利用采访之余,收集了巴西一些优良作物种子,如巴西松、西番莲、蜜橘、樱桃等寄了回来,成为引种场从南美洲引种的第一人。身在异乡的舅舅,就这么时刻惦记着祖国,与困难中的祖国人民共同奋斗着。

然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正绞尽脑汁封杀新中国,它们不愿看到对华封锁链被打断。当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巴西反动军事政变发生后,广播里传来了我国在巴西工作的九位同志被捕入狱的消息,我们举家震惊了!在那以后,我天天早晨都端着饭碗守在收音机前,关注着“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有关事态的发展,挂念着舅舅他们的安危,也从此养成了边吃早饭边听广播的习惯。

自此之后的一年里,我得知了舅舅和其他八位中国人遭受了政变军警的毒打和绑架,并被反动军政府非法监禁、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多次策反等;我也得知了舅舅他们面对枪口时的大义凛然,被投入监狱后的坚贞不屈,在反对被分散关押并将被递解台湾时进行绝食斗争的义无返顾,和针对着法庭的栽赃陷害所秉持的凛然正气。终于,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及组织的正义力量声援下,在巴西国内人民从法律和舆论方面对反动军政府的谴责中,在中国政府的全力营救下,巴西反动当局被迫将这九位中国人“驱逐出境”,竭力挽回它们尽失的脸面和人心。

当载着九同志的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在场等候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人民群众都在翘首以盼,胜利的锣鼓也已敲得震天;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勇士们的凯旋,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分别会见了舅舅他们。“巴西事件”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从此,舅舅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更是我引为骄傲的英雄与榜样。

经过半年多的治伤疗养后,舅舅又回到了新闻工作岗位。没过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新华社的一大批老干部受到了冲击,靠边站了。舅舅因为刚刚经受了“巴西事件”的考验,经毛泽东主席提名,被任命为新华社副社长,主管新华社的业务工作,继而又担任了新华社代理社长,全面主持工作。

1967年的中国多事而又混乱,舅舅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及丰富的革命经验,站在风口浪尖上尽自己所能稳住新华社这艘大船。他不能眼看着那么多受党教育多年、长期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老干部,转眼间都成了“反革命”,下令解散了由这批人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保护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年8、9月间中央文革小组口头指示新华社派出一千人,名曰“到全国各地斗争最前线去学习锻炼”。鉴于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揪军内一小撮”宣传报道采取罪责下卸的做法,舅舅认为派这么多人下去会加剧各地的动荡,他要求中央文革正式下文才能执行。待文件下达后,舅舅发现其中将派出的一千人缩减为四十人,感到他们的做法出尔反尔,干脆把指示压住不执行,就这样避免了社会局势的乱上加乱,也保护了新华社的大批干部。舅舅得知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提出把新华社图片档案中有关“走资派”的历史照片彻底销毁,他立即下令“历史照片一张都不许动”,使新华社图片档案中一大批珍贵的历史图片免于动乱的洗劫。以上种种对应,使他受到了来自上级的辱骂和造反派的围攻。

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又出现了更不可思议的事:在新华社大院里和北京街头,造反派们贴出了“打倒大叛徒王唯真”的大标语、大字报。当时“巴西九人事件”刚过两年,首都人民对九位英雄的事迹还记忆犹新,人们纷纷围住贴大字报的造反派予以谴责。当年挺身而出,在巴西的军事法庭免费为九个中国人辩护的巴西律师协会主席索布拉尔·平托先生,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得知此事后,再次仗义执言,给中国政府发来电报严正批驳了此类诬陷。这位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还表示:“我用我的人格担保,王唯真绝不是叛徒。”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明确指出:“王唯真在巴西监狱里的表现是经过审查的,中央很清楚,不存在叛徒问题。”这才将“揪叛徒”的闹剧平息下去。

然而,舅舅还是没有躲过命中注定的一劫,被以莫须有罪名送进了“牛棚”,受到了更深重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在这几年里,他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继而又得了癌症。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是十倍于巴西的。然而,舅舅终于还是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他被重新分配了工作,直至离休。

舅舅和舅妈在鼓浪屿日光幼儿园门前留影。

舅舅参观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舅舅在厦门二中校史馆参观。

 

舅舅、舅妈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厦门鼓浪别墅。

记得舅舅离休后,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来过一次厦门,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厦门。我和哥哥带着他走遍了鼓浪屿的大街小巷。这里的一切对舅舅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曾在这里留下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然而又远离了这片故土几十年。当我们走到日光岩幼儿园门口时,舅舅突然停下了脚步左顾右盼起来,似乎在寻找什么。“没错,就是这儿!”他高兴地说:“这里原来叫怀德幼稚园,我在这儿上过学。”说完快步走到幼儿园门口,让我们帮他拍了一张照片。经过“三一堂”时,舅舅特地进去看了一下大礼堂,不无得意地回忆道:“当年我在这里的幼儿唱诗班唱过歌,我的歌唱得不错呢!”那一次,舅舅跟我们谈了不少往事,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舅舅从鼓浪屿这个小海岛走出国门,进而走上了抗日前线,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怀德幼稚园毕业后在福民小学读了几年书,便去菲律宾与我的外公一起生活。外公王雨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经常往返于闽南各地与东南亚之间,在菲律宾侨居过,是当时著名的侨领。舅舅在菲律宾马尼拉完成了小学学业后,就读于当地的南洋中学。那时外公已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正忙于抗日救亡斗争,在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东南亚各国华侨捐款捐物支援延安八路军,组织介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而马尼拉的南洋中学,也是一个进步师生较集中的学校。在外公的教诲和身边师生们爱国爱乡激情的影响下,舅舅很快成长为一名正直、刚强的热血青年,“中国要强盛,中国不能亡”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七·七”事变那年,舅舅14岁。国内抗战的消息和日寇暴行不断传到菲律宾,强烈地撞击着舅舅的心。眼看外公不断介绍华侨青年回国抗战,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多次向外公提出回国参战的请求。外公担心舅舅年龄太小,又体弱多病,几次都没有同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成了事情的转机。舅舅当时是南洋中学学生会的学术委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学者来校为同学们做报告。为配合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舅舅邀请了来自国内的共产党员张昭明先生到校介绍国内抗战形势。此举引起校长的不满,把他开除了。由此引发了学生抗议校方开除舅舅的浪潮,全校罢课震动了马尼拉华侨社会。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舅舅回国抗战的决心,他再次向外公提出回国参战的请求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的动作灵敏,打仗没有问题。”外公最终被感动、被说服了,于1938年亲自带他离开菲律宾,把他交给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了抗日的心脏——延安,并为他写下了充满深情的离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带着外公的期望,怀着抗日救国的志向,舅舅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从安吴青训班到《解放日报》,再到新华社,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

1949年,新华社随党中央进入北京。此时的北京一派繁忙,正在准备着新中国的成立。让舅舅没想到的是,外公专程从香港陪同陈嘉庚先生来京参加筹备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香港一别十年,这期间父子两人都经历了无数的磨难,闯过了多少生死的关口,终于在人民胜利之时会师于北京了,他俩陶醉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后,外公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侨联秘书长,舅舅则先后担任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长,新华社驻越南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长,新华社驻巴西特派记者……他从延安来到北京,又从北京走向世界,历经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和文革的世事沧桑,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了赤胆忠心、正气凛然、可歌可泣的一幕幕史剧。

舅舅走了,舅舅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简历:1949年4月出生,祖籍福建泉州。福建厦门第二中学高中毕业,1969年在福建永定县下乡插队务农;1981年始在厦门中国旅行社工作,曾任厦门中旅鼓浪别墅酒店助理总经理、工会主席,政协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区第二、三届委员、思明区第四届委员;2008——2013年任鼓浪屿侨联副主席,2013年至今任鼓浪屿侨联主席。

                                                                                                                                                            2007年写于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