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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华

叶 华

1946年我十七岁,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设,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大干一场。我们从重庆《新华日报》乘坐木炭车开赴南京,筹建《新华日报》分馆。

分馆经过紧张的筹建,正准备开张营业时,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镇压爱国人士、打伤马叙伦教授的下关事件;同日,又布置特务、暴徒捣毁我《新华日报》分馆,企图挑起全面内战。当天,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召开内部紧急会议,决定安排人员陆续转移。

第二天,我根据报社领导决定随军调部美军运输机飞抵北平,再转飞延安,被分配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资料室工作。几个月之后,中央决定向国内外扩大对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宣传报道,增强新华社的文字及口语广播,编播人员也做了较大调整。不久,廖承志同志担任了新华通讯总社社长,我被调到总编办公室做文秘工作。

初到清凉山,人生地不熟,王唯真同志常用广东话和我交谈。他待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使我倍感亲切。他带着我到清凉山下的行政科,领了两个外黑里白的瓷罐,每天饭后分别装开水和冷水提回山上的窑洞饮用。

我住的窑洞在山顶最高层。开始,沿着“之”字形攀援而上的山路,途经数层窑洞,走走停停很是费劲;看到编辑部、电务处等部门所有住在山上的同志,饭后都是这样两手各提一罐饮用水往山上去,日子久了渐渐也就习惯了。

叶华(左一)和王唯真刚从解放区来到北京。

由于用水不易,我们都格外珍惜,把洗用后的水存在盆中,浇种窑洞前空地上的西红柿、青椒等蔬菜。唯真领我参观他和爱人陈萍在窑洞前两边栽种的西红柿和扫把草,告诉我说这种草数月后就能成材,可作为生产任务交到行政处派用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种植经验丰富的英文翻译陈龙同志,并参观了他的小菜地。陈龙热情地用纸包了西红柿等菜籽送给我。唯真还手把手地教我翻地、开沟、平行、垒边、浇水的要领及播种的深浅等知识。一、二周后,我种下的种子居然长出了嫩绿的小苗,在窑洞前随风摇摆,为生活增添了乐趣。

清凉山的窑洞大部分坐北朝南,太阳东升西落,阳光虽不能直达洞底,但洞口又高又宽,采光很好,加上土层厚,神奇地显示出冬暖夏凉的优越性,十分舒适。那时物质条件困难,陈设简单,靠洞底或洞后半部的一边是一个大土炕,靠窗户或门边,一般放张桌子。有的窑洞挖掘时考虑到木料紧缺,就用铁锹、瓦刀顺着窑洞一边的墙体下部掏挖出半边圆桌、长方桌、椅子等,墙壁上也挖出放煤油灯的灯座。唯真还带我去清凉山东南边的几个窑洞,告诉我这里是电务处,洞上方架设天线的是安放收发报机的电务组,旁边是中、英文字译电组同志办公的地方。

唯真在英译部工作,非常关心国外各大通讯社所发的有关当前战局及对我边区的评论、消息,他常常不是在英译部窑洞坐等电务组同志送来抄收文稿,而是主动跑到电务组的几个窑洞去拿电稿。记得抄收美英法日通讯社的稿件多在晚上,由于延安当时是用人力抄收国外的机电发报,加上电力弱,信号不稳定,抄漏抄错的现象时有发生,被译电组及编辑同志们称为“天书”。唯真总是提前去现场,帮助译电组填补空白,与大家一同研究纠正错漏,使“天书”成为可读的电文。

我那时在新华社办公室,负责编辑各解放区分社及军区前线特派记者发回的稿件,以及内部通讯和编务方面的来往电文,也学着唯真那样跑到译电组拿抄收出来的稿件,以便及时登记、编印,供领导和解放区、蒋管区内部刊物用。我常常看到唯真很耐心地拿着英文电码稿在机器旁推敲、研究,编辑、电务员不分彼此,合力把电文尽快翻译成中文,做到准确补遗、成章、修正。电务组人手少、任务重,供电的设备由一台旧汽车的发动机改装而成。唯真、陈龙等英译组的同志们,经常跨在长板凳上均衡用力地振臂,摇着这架马达发电机,以保证电务组的正常工作,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年轻小伙子,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大半生过去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中还萦绕着唯真工作时那认真专注的神态,和摇动马达发电机的英姿勃发的身影。

唯真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在延安新华社众多归侨中,他与我接触最多,相互最了解。为了向海外同胞介绍归侨抗战英烈,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真相,呼吁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建设国家,并把我党的方针政策告诉世人,尤其是告诉东南亚的侨胞,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委托唯真同志起草了一份《告侨胞书》。那天,唯真拿着这份审定后的稿子来找我,告诉我上级要求新华社、广播电台尽快用多种文字和语种播发出去。他说:“你赶紧熟悉一下,准备用广东话播音。” 唯真把这光荣任务交给我,可能他认为自己的广东话是在菲律宾华侨学校学的,不如我发音纯正的缘故吧。他循循善诱地教我掌握语气节奏、注意感情表达、吐字要清楚,心情要放松等要领,我认真地练习了几遍。一路上,我感到任务艰巨而光荣,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有了唯真的指点,我的信心很足。走了二十几里路,我们来到了裴庄广播电台驻地。唯真先分别用普通话和闽南话播音后,再让我用广州话播音,我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任务。

记得1946年夏天,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架着B-24型轰炸机起义,飞抵延安。为了预防蒋介石派飞机炸毁这架飞机,延安汽车队的同志们选择了飞机场附近的一条深山沟,将飞机拖了进去。由于机场离清凉山不远,我和唯真所在的编辑部及电务处的同志们都参加了转移和掩蔽飞机的劳动。大家纷纷运来割下的山草覆盖在机身上,还根据刘善本先生的提议,找来很多汽油筒,把飞机上剩余的汽油、机油卸下来,给延安的工厂、汽车队使用。唯真的素描集里有一张题为《割草》的画,生动地再现了那次紧张而又奋力的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唯真(右)与叶华摄于新华社大门口。

1947年初撤离延安时,我在新华社总编室负责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刻蜡版并油印30份供中央领导及各部委同志参阅。那时边区的蜡纸,要从国统区的上海、北平偷运进来,所以就显得非常宝贵。为了节省,必须将一张蜡纸分成半张、半张地用。但裁纸没有刀,用手撕常常会损耗,唯真见到这种情况,就主动把美军派驻延安八路军总部观察组送给他的纪念品——雪亮的折叠小刀,转赠给了我。这把立了“功”的小刀,几十年来一直保存在我身边。2000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派人进京,采访当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及红岩工作过的同志,并搜集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时,我才捐献了唯真送给我的这件珍贵礼物。

撤出延安的途中,由唯真和调我到解放区编辑部工作的林朗主任共同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在蒋管区做地下工作多年未了的心愿。我永远忘不了唯真对我的帮助和启迪,他是我的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

作者简介:1928年出生,1937年参加广州儿童剧团,从事抗日救亡演出。1944年经田汉介绍参加了抗敌演剧九队。1945年从重庆《新华日报》到南京,随即转赴延安,1947年随廖承志撤离延安。1949年进入北平任新华社团总支书记,1951年在中央团校政研室工作,1952年到武汉中南团工委工作,1954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196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办主任,1988年从中国侨联宣传部离休。

2008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