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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红

作者从印尼回到祖国时的青春留影。

在我的人生走入最低谷时,能得到归侨前辈王唯真的帮助,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事,虽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但我感激他、敬仰他,他在我心中是光明、正义、美好的象征,他是一位可敬的人。

我是印尼归侨,当年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被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保送回国深造。为了表明自己的理想和决心,我把父母给我起的名字“佩环”改成了“永红”。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被分配到重点小学任教,由于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副教导主任,并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在中山纪念堂向大家汇报学习心得;在领导干部下放劳动的浪潮中,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被评为先进个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负责全区的工作兼搞专案,为海珠区不少教师还了清白。在我调任广东省工商局工作期间的1987年,经国务院经贸部提名,我参加了由24个部委联合组织的国际会议,担任英语和马来语翻译。因为工作出色,我得到了国家部委颁发的书面通报表扬。

1987年下半年,全国开展廉政建设,看不惯歪风邪气且性格直爽的我,揭发了直接上级的经济问题,他却向局里诬告我收受回扣一千多元;我以书面形式向广东省领导如实反映群众揭发局领导贪污巨额公款问题,不料此信却落到被揭发人手中。这位局领导便以直接上级对我的诬告为由,组织大会小会轮番审问、批判我,逼我承认所犯“罪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开除了我的公职,还洋洋自得地说:“看看省长相信你李永红,还是相信我!”

在那段黑白颠倒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权利被他们无情剥夺,我的人格被他们肆意践踏,以致海外的亲人误会我,亲戚朋友们不敢接近我,有些华侨据此认为归侨在国内不能受法律保护。这个谁都不想看到的后果,真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由于工商局领导在处理我的过程中,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我愤而告上法庭。他们两次被传讯都拒不到庭,并利用职权通知省高等法院领导“不要受理李永红的任何起诉”。由于局领导的行政干预,省华侨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案的调查被迫中断,东山区法院直至省高等法院不得不在裁定书中以“起诉依据是单位行政行为,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不敢受理我的案子。虽然我揭发的证据确凿,但因为有省领导刘维明(现已被双规)和省高院院长麦崇楷(现已被判刑)撑腰,局领导竟能以权代法逃避司法监督。

通过法律讨还清白的路被堵住,我在被逼下岗、没有生活来源的无奈中,抄写了三十多封信,分别送到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每一位领导,并直寄中纪委、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全国侨联,并四次赴京状告贪赃枉法的局领导;同时也通过印尼归侨、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白国良,向中央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我的遭遇及腐败分子们的猖狂。

白国良把我的信复印后转交给了全国侨联常委、新华社侨联主席王唯真,并告诉我:王唯真是早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归侨,曾任新华社代社长,是一位德高望重、极富正义感的老干部。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王老和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海外版“华人华侨”专栏编辑王枫的来信,她说王老接到了我的申诉信,立即让她向我索要翔实的补充材料(包括我的海外关系、法院文书、律师信函及电话等)。

在赴京的日子里,我见到了王枫,得知王老收到我陆续寄上的材料后,复印了许多份,让王枫向省里有关部门和国家五侨系统反映情况并了解跟进侨法和侨务政策。当他得知王枫的努力反遭我所在局领导对《瞭望》周刊的肆意辱骂后,深感腐败阻力之大、水潭之深,于是亲自把材料带到全国侨联和国务院侨办,提请领导们关注,还交给了中纪委大案要案室的负责人。在与恶势力交锋的过程中,王唯真先生的不懈努力,曾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撑和希望的曙光,王枫也成了我信赖的朋友。

在正义与邪恶搏斗的四年中,我的冤案陆续得到中央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中纪委领导亲笔批示并转发广东省纪委,要求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但局领导仗势不予理睬。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全国侨联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广东省调查了解了我的案子,经多方查证找不出我任何罪证,一致认定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不当”,并通告局里,但仍不见局领导的动静。于是这三家全国最高涉侨机构分别下了四道公函给广东省委转发省工商局,并把这个案子拿到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广东组讨论。中纪委主管此事的领导两次来广州时,都就贪腐问题找局领导谈了话,还严肃指出草率处理我已在海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局领导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被迫恢复了我的公职,同时私下里却对我降职降级,以泄私愤。

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同事们都为我高兴,尤其是那些被局领导欺压过的同事为我拍手叫好说:“李永红,你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你真有毅力和韧性!让那些腐败、霸道的领导看看,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2008年作者在洛阳的牡丹园里。

记得1992年全球印尼新中校友在北京聚会时,正值我被逼下岗期间,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一些亲戚朋友们误会我,不敢理我;2007年大家再聚会北京时,我的冤案已初步得到平反,工作也恢复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与我拥抱,同学和校友们也主动与我打招呼,并送给我各国的特产品尝;最让我高兴的是:印尼泗水新中校友基金会和联谊会颁发给归侨教师“光荣教师”的牌匾,我也得到了一块,并上台与全体印尼校友合影留念。我终于能以愉快的心情,轻松自如地与大家接触和交谈,畅叙回国多年来的思念和经历,抒发心中蓄积已久的亲情和友情,那种自信、自豪和心灵解放的感觉,似乎从未有过。

退休以后,我除了旅游、跳舞、唱歌,坚持锻炼身体外,还发挥英语、印尼语专长,帮助来华投资和旅游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周围群众对我的信任和喜爱使我坚信:党风会越来越好!

为此,我深深怀念曾真诚地帮助过我的归侨前辈王唯真,他用自己不懈的努力,让我在曾经付出过辛劳、希冀、伤痛和失望的国土上,得到了安慰、迎来了曙光、抚平了伤痕,再次走向人生的辉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能向王唯真那样,多做对祖国、对归侨有益的事,当好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真的有希望啊!

作者简历:出生在印尼泗水,1964年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保送到广州暨南大学深造,1966年被分配到广州海珠区重点小学教书,1968年被提拔为学校副教导主任,1969年被下放到广州市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1984年被调入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至退休。

2009年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