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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云霞


马云霞

我从1956年参加工作起,一直担任新华社保育员,文革中因爱人被打成“走资派”、“黑帮”而受到了牵连。1970年,我得到通知将被下放到新华社山西永济干校,想到家里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和两个学龄前的幼儿没人照顾,心里很着急,就向总社军管小组负责人张纪之递报告,说明不能离开的理由。为此,我下放的地点被改在新华社北京房山干校,每个月给五天假回城看望老人、孩子。

我在大田里劳动了几个月,因干校缺医生,军代表刘广仁让我去公社卫生院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负责干校的医疗工作,还分管后勤排猪班两圈猪的饲料加工、喂养,干校所有牲畜、家禽的防疫和社里三位重点劳改审查对象的疾病诊治,其中有 “走资派、新华社5.16总后台、反革命、大叛徒”——代社长王唯真,有“蓝衣社大特务、反革命”——参编部老干部杨效农,还有“反革命、大坏蛋”——西藏分社的李淑玲。

王唯真住在干校的牲口棚里,在三个人之中身体状况最差。他胃口不好,吃得又少,加上严重失眠,因此总生病,非常痛苦。总社军管派来看管王唯真的肖、李二人不让王唯真正常服药,仅同意我开出少量的五味子酊却根本不管用。在经常无法入睡的日子里,看管人员却规定王唯真:每天只要不写检查,就必须劳动改造。

那时,干校里养了十几圈的猪,每月屠宰一头,为大家改善伙食。王唯真就被安排清理所有的猪舍。那活儿又脏又累,不论春夏秋冬地干。每次我去猪圈,都见他累得一身大汗,怕他病倒了,就说:“你上来休息一会儿再干吧。”他总是回答:“我没事,没事。”并不曾休息。王唯真是个很爱整洁的人,但每天跳进、跳出猪圈,踏在猪屎尿中起猪粪、垫猪圈、清理猪食槽从不犹豫。他对我说:“要在劳动中刻苦磨练,改造世界观,努力让自己成为符合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新人。小马,你说对吧?”王唯真拖着病弱的身体经受劳动改造和长期审查,冷静地面对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正确对待群众,他是非常坚强的,让我很感动。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各种精神折磨,让王唯真不堪重负地一次次病倒。王唯真生病,很少被允许去公社卫生院检诊,小病自己要扛着,大病自己也得扛着……记得有一回王唯真发起了高烧,看管他的人竟然让我在给他注射的药里放自来水。我认为做人要讲良心,共产党对敌军俘虏还讲宽大和人道,感化对方使其改过自新呢,更何况王唯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领导,出生入死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过贡献,怎么能对他下这样的狠手?我坚决不同意地说:“出了问题你们负得了责吗?”他们只得作罢。

那时,凡遇上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或批斗走资派这种全社人员都必须参加的活动,我们就会被车从房山拉回总社大礼堂开会。王唯真夫人陈萍辗转得知他的处境后,趁这机会,把买好的几盒维他命B12针剂交到我手里,带回去为王唯真注射,以维持他生命的活力。

我比王唯真早下放到房山干校,两年零八个月后,总社保育院因工作量大,保育员人手不够,又把我抽调回城以解燃眉之需。临走前我见到王唯真,叮嘱他保重身体,千万别再病倒,他感激地向我点点头。

文革结束后,王唯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和夫人陈萍在大院里只要见到我,老远就打招呼,还感慨地对我说:“新华社就是好人多!”劫后余生的问候,多年来让我感动不已。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学习使用耳穴测诊知识,用电极在耳穴上探测,就能知道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话语中充满了对科学知识的孜孜以求,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仪器为我检测,检测结果居然还挺准的。他真是个乐观、豁达和平易近人的人!

房山干校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使王唯真本来就瘦弱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然而,他的坚韧、顽强、刻苦耐劳和忍辱负重,又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了王唯真的人品和情怀,我也因此更加敬重和珍爱这位老领导,并痛惜着他的过早逝去。我将永远永远地怀念他。

个人简历:1936年出生在北京大兴县天宫院,1956年6月到新华社保育院工作,1970年秋季被下放,任新华社房山干校“赤脚医生”,两年八个月后回城继续担任保育员,1991年退休。

2012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