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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钱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2011年9月3日,在友谊宾馆嘉宾楼,我作为《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研究员就“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主题发言时,我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官生列支有增无减
    下联:民生欠债不能不还
    横批:赤胀赛滞胀
 
我预警中国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或“中国模式”将出现:比“市场滞胀”更加可怕的“政府赤胀”。
 
政府赤胀:财政赤字+通货澎胀。
 
我指出走出“赤胀赛滞胀”局面的“思想-制度-实践”法宝,就是两个字,曰:共生(Symbiosism)! 
 
东亚国家重商主义传统,在工业化后发优势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三种现象:政府赤胀,自我膨胀,或赤胀与膨胀并存。这三种现象中只要出现一种,东亚国家即可能会经历我称之为的“转型中期陷阱”。
 
日本经历了两次“转型中期陷阱”,以“自我膨胀”为标志: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建“大东亚共荣”,一次是日本式重商主义欲“买下整个美国”。历史教训如何总结?我只在2015年去过一次日本,但一直相信,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也许正好是“获得的二十年”,日本从此将进入真正发达的正常国家!
 
中国也遭遇两次“转型中期陷阱”,是以“政府赤胀”为标志:一次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形成期,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的权力社会主义“利益集团”形成期。有人问我怎么办?我回答:如果“内生性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改革中期断裂”,全球化背景下,会有“外部性压力”促进内部结构性变革,如果内、外动力都缺位,就可能暴发“武器的批判”式革命!
 
张林在《三大新经济现象:房租暴涨、消费降级和金融骗局》一文中,精确描述出了由“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收入结构恶化”这个源头,分流出来三个支流:“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值得关注。
 
不过,作者也许不大明白的是:19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国改革中期(也指转型中期),出现这“一源三支”的局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密钥,在于1994年开始由全国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改变为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后,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由全国一台发动机(中央政府),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各级大大小小地方政府甚至准政府机构),中国市场经济非常特殊,它实际是5万个政府的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中国19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形成的“权控市场经济”(又叫中国模式)条件下,一切好的改革良方,都要进入这5万台“GDP增长”发动机的运转程序,才有可能实施。
而问题正好在于,作为遍布中国国家机体表里神经系统的,亦即“GDP增长”发动机的各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不是不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不是不懂得依宪法治国“关键在于实施”,不是不懂经济学家说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穷人收入提高地更快”,也不是不懂得“拉弗曲线”减税减负,可以扩大“税基”还“不扰民”的妙用,更不是不懂得“政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改革”,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升级换代才能予以纠正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即使他们全知全能,在“政府臃肿”“官多为患”成为中国社会寄生性“利维坦”,又无法真正“瘦身去瘤”降“制度性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帕累托改进”,运用“拉弗曲线”,以及“完善加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网,重新拾起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地保证收入下降的群体能够支出”,以及各种惠民政策、“以法治国”等等,都早已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北京论坛”发布的一张《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而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2018.5),一个机构如此层层叠叠臃肿不堪的政府,你叫它怎么可能“以人民为中心”而“为人民服务”?看看2000年首次提出和解决“三农”问题,并得到当时中央七常委批示的湖北省坚利县干部李昌平的故事,以全息共生思维观(以前叫“解剖麻雀”)之,仅此一例,即可明白这个“事实上的不可能”,是怎么回事(参看温铁军《李昌平的悲剧》)。不行,再看看《财经》记者翁仕友2013年写的报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先后七次(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想想为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所有这一切,原因都在当代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老问题了吗?
从国家治理上说,这种“政府臃肿-减税增收–医教养服务”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可以看作“去杠杆-防风险-扶实业”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升级版——政府赤胀升级版。
 
不懂还可以学,可以试,但更为严重的是,“转型中期陷阱”积累的问题,导致改革中期断裂,出现三种情况的叠加效应:一是原本推动改革的利益集团担心权力失控,反而促使其对外“自我膨胀”对内“与民争利”(如在外部性压力下,不是积极扶持重建社会内生性活力,而是继续扩张“土地财政(金融)”,甚至继续将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作为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推高债务危机;二是“二八定律”向“一九定律”加剧转变,少数依附权力与权力接近的社会阶层,疯狂瓜分资源红利的改革成果,杀鸡取卵导致经济崩溃;三是未完成私民向公民意识转换感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收入阶层,缺乏公共利益担当,不会不愿意与官僚集团的巧取豪夺进行抗争,由于“内部性”张力失衡,导致系统性坍塌。特别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业已证明,一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只求政府和市场效率而必定会丧失社会公平,而公平的丧失必定走向包括产能过剩、过度杠杆在内的效率的极限。所以,这个口号下形成的相应政策、体制、机制及一切顶层设计,都必定将因丧失公平而缺乏社会、公民底层驱动创新而推倒重来!
 
于是,中国的改革中期断裂在“转型中期陷阱”之中。接下来的问题,必定是:创新思想,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完成转型?还是造反革命,回到治乱循环的两千年故道?
 
说到“转型中期陷阱”,必定涉及形形色色的“转型理论”。什么叫“转型”?在我看来,从时空关系上,中国转型包括两个层级四个方面,即: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从方法论上,转型需要确立“三大法宝”,即: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为此,有必要了解分层次分阶段转型,才能防止“改革中期断裂”,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让我们分析一下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在内的三大转型:
 
经济转型,这里的经济,不只是中国传统“货殖学”,也不只是经由日本转译的“精于计量工程学”,而是基于“经世济民学”的共生经济(symbionomics)。这样,经济转型,就超越了“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二元对立选择,而进入这样三个转型阶段:由前期所谓“计划经济”,向“权控市场经济”转型过渡,再由中期“权控市场经济”,向“基于三大自组织的全生態经济形態”转型;或者说,由货殖学的“国家重商主义”经济学,向经世济民学的“社区、市场、政府共生主义”的经济学转型;
政治转型,这里的政治,是指“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俞可平),所以,政治转型,同样要超越“专制与民主”“官本位与民本位”,以及“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二元对立选择,而进入与共生经济相匹配的“宪政法律制度”,也是三个阶段:由前期“领袖人物治国”和“文件(政令)治国”,向“文件(政令)治官、法律治民双轨制”转型过渡,再由中期“政法双轨制”,向“宪政法典不二”(《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三大法典构成“一宪三典”的《中国宪政法典》体系)转型;
 
社会转型,这里的社会,是指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社会既是由某些共同利益或志趣相投者结合而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团体、阶层、人群,也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组织社会的基础是体现在个人和群体日常行为中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考虑到中国长期宗法社会的影响,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特别要强调的是社会转型中从“私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从“仁人世界观”向“仨人世界观”的转变。所以,社会转型,也要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选择,进入“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也是三个阶段:由前期“城乡阶层固化”,向“城乡流动私民分化”转型,再由中期“城乡流动私民分化”体制,向建立“公民、社区、政府三大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共生机制”实现“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正常国度转型 。
 
我们发现,经济转型中期的“权控市场经济”正好对应着“两极分化周期率”,政治转型中期的“政令法律双轨制”正好与“黄炎培周期率”对应,社会转型中期的“城乡流动私民分化”正好对应“批孔尊孔周期率”,正是三大转型中期与三大历史周期率惊人的吻合叠加,造成“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从而构成了“转型中期陷阱”,可能导致“中国改革中期断裂”。
那么,如何防止并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以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基于三大自组织的全生態经济形態”、“宪政法典不二”、“公民、社区、政府三大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共生机制”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转型,让中国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正常国家?是每个当代中国人所关心的大事。
 
首先,要弄清楚“转型中期陷阱”(“改革中期断裂”)的表现形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7月13日发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表示央行对于“灌水”身份,已经腻了,不想再背放水的锅。但财政部也是有苦说不出,三天后,财政部的青尺反唇相讥《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能否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地方政府对于新增隐性债务是否应该继续兜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如何紧密配合、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力度。一篇题为《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终极秘密(2016年财政收支揭秘)》的文章指出“赤字之国”、“地产依赖”、“大国破产”等严峻情势,并不危言耸听,但作者并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除了发公债、印钞票之外,中国政府真的没别的办法,那结果,不正是印证了我八年前有关“政府赤胀:财政赤字+通货澎胀”的政治经济双重危机预警吗?
 
中国今天遭遇的这一“政府赤胀”与“转型中期陷阱”的叠加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不就是我们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上耳熟能详的“以革命的名义”所揭示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作用下,各级政府及国企唯一可能用得上的法宝,就是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对这片国土、人民等一切资源实行绑架性和毁灭性的“全面负债经营”。只要是为了发展,为了GDP增长,中国官员就敢于让中国社会、环境、国家、国民及其子孙付任何代价,因为,中国官员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三个硬道理是:第一个是部门、行业所属的所谓“国有制”,第二个是GDP政绩考核标准,第三是习惯性抑制社会组织创新(甚至抑制政府组织创新);三大优势禀赋是:资源不对称优势、信息不对称优势、权责不对称优势。这既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比较优势,也使其陷入“萧何等式定律”。
 
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基本国情面,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养老制度,以及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安保政策的“官本位”价值取向偏好“全面负债经营”。
 
第二,也就是说,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是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这一“官本位”偏好与价值取向的制度及政策,正是导致我国由于2001年低门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暂时掩盖、缓冲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矛盾,终因“15年保护期限”已过,在各级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作用下,我国经济结构依然不合理不平衡、社会自组织力量依然薄弱、国际贸易争端接踵而至,“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加出口导向”(袁绪程)权控市场经济循环链,必然会在持续推高的“债务危机”中断裂,进入总爆发周期——其表现就是市场、政府、道德在社会生产-交换-生活上的“三重失灵”,以及“郭于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现象(“须弥寓于芥末,现象即为本质”,世上没有脱离现象的本质,所以,形而上学或修辞学诡辩者,请在这里打住!)。
 
人民日报2018年7月31日发表署名文章,作出“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我国基本国情”的论断,并提倡“在坚持问题导向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那么很好,中国接下来“问题导向”的改革或改良重心,依然是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亦即“官本位问题”——“官生问题”!
 
第三,抓住“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的关键,是在思想观念上树立全息共生思维,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公有权与私有权”“大与小”的二元对立观念。从全息共生观念去理解,佛学讲的“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以及当代科学揭示的“因是最小的,所以也是最大的(As is the smallest, so is the greatest)”,而每一个系统都能反馈回路、动态平衡和持续的自组织驱动,才是构成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會永恆不竭的活力!所以,自然、自由、自在的“小微个”成長,才是真正的大;而裹挟、強制、命定的“高大尚”,正好是虛妄的小!
 
将全息共生思维 应用在三大转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政策、实践过程中。确立全息共生经济、政治、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我们先倒过来看,有些人士十分反感“整体主义”,尤其反感政府的整体性,可是,事实上,又不可能不要政府,无政府,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政府整体的一部分。同样,那些站在政府立场反公民、反社会的人士,也不能不要公民、不要社会,起码需要公民、社会提供的劳动力和多重流转税收,不是吗?所以,只能根据全息共生思想,突显个人、社会的整体性,以便从宪政法律上确立公民、政府、社会各自整体性的边际共生条件,以及初始共生条件、心能共生条件。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全息共生为标准,对政府、公民、社会各自利益进行全面调整,该去特权、去臃肿、去轴心去,该维权利、维生存、维区块的维,该补短板、补建构、补生态的补,所以,一切片面强调市场或政府(含垄断或操控)、专制或民主、资本或法制、官粹或民粹、民族或世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都要以全息共生为圭臬,重新自我评估各自存在的意义!
 
进一步说,假如因缺乏这样的思维认知、勇气担当和情怀格局,或因“外部性”张力,而不能、不愿,或无力清算这一口号及其政策、体制、机制和顶层设计,甚至反过来把它当优越性而勉强背负起来,那么,必须自觉意识到,不管是“历史时势选择”还是“昊天上帝选择”,已经选择的历史人物或天才使者或组织集团,都不乏被重新选择的先例!
 
第四,在全息共生思维下,外部性张力也可以转换成内生性活力。什么是叫“外部性”?外部性也叫外部成本、外部效应(Externality)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可以分为正外部性或称正外部经济效应和负外部性或称负外部经济效应,还有制度外部性与科技外部性。特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外部性”是指: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增利益的问题:一是 “搭便车”——即为改革付出努力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全部报酬;二是“牺牲者”——即在改革中某些人承担了别人应该承担的成本。前一种情况使改革缺乏动力,后一种情况使改革增加阻力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及因非对等贸易带来的所谓的“贸易战”,即是和平条件下的“外部性”。正如1990代初日美贸易战时期一样,由于“制度外部性”的缘故,加入WTO“15年保护期”后必然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在“共克时艰”的意义上,中国官民上下应当形成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如果这次输了,通过调整处理好内部事务,那可能以后还有机会赢;如果这次赢了,势必继续发挥庞大政府聚财优越性,那可真是彻彻底底地永远输了。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历史判断,也是中国可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的外部性张力。
 
第五、回到中国“内生性”活力的营造,我们需要开辟从权控经济,到法控经济之路。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针对性方法。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6.8)建构的共生经济学 基础概念之一。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这种两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何兆武,2012)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三大法典:第一,是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废除《八二宪法》第9、第10条,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第二,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八二宪法》第35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第三,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不妨统称“一宪三法”之《中国宪政法典》。
 
第六,我们这代人,注定要自创范式,而非继续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西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经济学只是从“政府(公共)经济”、“市场(私营)经济”两大经济形態消长的格局,思考如何用“投资、内需、进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结果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即“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超限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超系统改变何以可能?现行经济学——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还是新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论的经济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共生经济学要求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 ,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鉴于我们每个人、家庭、共同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区(群)之中,共生经济学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理论之“全生态(区块)链社区服务体系”,以小见大,改变现行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与生活管理模式,既缓解了“基本矛盾”,抓住“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使社区成员获得创新的内驱力与外平衡力。从而有了让每个城乡社区都成为“桃花源+瑞士”式生产-交换-生活的独立共生体(简称城乡共生体)的动能。
 
只要改变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道德观念上的底线沦丧,当今人类已经有了充分的技术手段来既简易,又细致地加以解决,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心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何况各国各区域还有足够多的成功经验范例可供或效法笃行,或整合创新!比如,区块链+社区内置金融、全科医生+集成检测机器人、少长社区大学+移动通信实时终身学习,三大技术手段广普化,分别解决“双创”、医疗康养、教育问题,使人类城乡社区(群)共生体组织形态成为可能……
 
第七,这里,我必须普及一个常识:不管卡尔•马克思使用了什么方法(包括所谓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阶级斗争学说”三大来源,或者“基督教共产主义”,或者如网络传言的“satanism”等等),但是有三大特质不可否认:第一,马克思终身宣战的对象,是一切形式一切阶层的特权;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世界主义而非官家天下主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的社会制度 。离开这个常识,无论做出怎样的繁琐证明,无论用上怎样华丽或乖巧的说词,都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者有意歪曲。
 
今天,恕我直言,患有“左派幼稚病”和“右派狂躁症”的各界人士,应当意识到:中国执政党没有象朝鲜那样明目张胆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去强化与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背道而驰的“领袖主体思想”,大有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为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的当代中国人“感觉变化、准备变化、参与变化”,而进入“大改良、大担当、大格局”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历史条件,为中国社会走向真正的新常態,“留下了话语和进步的空间”。按照“一物降服一物”的古老智慧:当代中国实行的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或“中国模式”条件下的权力资本主义,才真正需要马克思主义!我想说的是,“(政府)赤胀赛(市场)滞胀”也不可怕 。
 
总之,当代中国要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需要形成社会共识与理论创新:一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这是因为,帮助中国官民看清这一基本矛盾并形成广泛共识上,无论是中国自身固有传统意识形态,还是笼统的“现代政治文明”理论,都不如马克思主义有现实针对性;二是离不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上的创新,即必须整合扬弃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三者,提出针对“官本位政策机制偏好”和“两千年治乱循环”中国特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
 
这种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既要能促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转型的完成,又要兼容“官生、民生恊和生”,这就是支撑以实现社会再平衡的社会转型,为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托底的全息共生思维与创新实践。
 
于是,我们想起,也许当代中国同样面临17世纪初莎士比亚式的“王子之问”:To be,or not to be?
 
当代中国人,是官民不共戴天“无间道”,从而依旧诉諸不可代替的“武器的批判”,还是另辟蹊径寻找间道(智慧)生机?亦即:官民同归于尽,还是全息共生?
 
何谓共生?民生,官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条件是:官知进退,民谙厚德,天下相安;反之,官不知进退而一味算计,就休怪民不谙厚德,天下大乱!
 
怎么共生?答案是:首先,将“中国向何处去?”时代课题,转换为“中国人何以处世?”
 
其次,当代中国人一起来书写《共生经济学》当代史,而非继续被自汉至今“货殖学”历史所书写。
 
最后,中国与世界一道各显神通,创建一个“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生态共生社会!
 
2018年8月25日凌晨3点15分于辽东湾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文章来源:全球共生研究院 201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