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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立 本[①]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近年来外国政府对侨民问题的一般态度和政策走向,着重考察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等过去和现今移民 流量与存量巨大的移民输出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待移民的态度、政策以及借助国际移民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状况,探索其中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借此扩大侨务视野,拓展侨务思维空间,借鉴国际经验。文章对当前华侨华人与软实力研究中若干说法提出商榷,主张既要突破传统的观念,又需避免不自觉地陷入霸权主义理论迷局,应以科学态度,花大力气,掌握中国对此问题的话语权。

中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移民大国。中国侨务工作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视角研究侨务却是新的课题。

众所周知,“软实力”一词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来的,它虽是古老智慧的一种新表达,但具有当代的新内容。就世界而言,这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也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出的表现。就中国而言,软实力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既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现阶段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所面临的前所未见的挑战,而对侨务工作而言,除考虑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外,尚需考虑侨情的重大变化,显然,在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的面前,光靠过去动员华侨参加祖国抗战救亡、革命建设的经验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开阔眼界,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多角度思考问题。

华侨华人源于中国海外移民,中国海外移民是全球国际移民的组成部份。本文从国际移民的视角考察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对待海外移民的态度、侨务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借助国际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情况,希望借此扩大知识面,拓展思维空间,从中发现一些具普遍性和带规律性的现象,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

我们先从宏观角度了解近二三十年来各国政府对侨民问题的一般态度和政策走向,然后再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六个过去和现今移民流量和存量巨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移民输出国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其中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大体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中移民输出国对移民的态度和政策,而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则反映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态度和政策。[②]

一 、概况与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移民模式的变化以及侨汇数额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国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侨务机构开展侨民工作,形成一股“侨务热”。[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建立官方机构程度不同地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已达七十多个,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入国。这些国家国情不一,移民情况各异,各国对侨民的重视程度与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也大不相同,但加强侨民工作,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借助侨民的力量改善本国人民的处境,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愿望和趋势却是相似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种愿望更见强烈和。[④]

据2012年国际移民组织(IOM)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联合发表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3),在他们调查的56个国家的400个涉侨机构中,有77个属于正规的侨务机构。到2011年为止,56个国家中已有26个国家建立了中央或联邦政府部级侨务机。他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格鲁吉亚、海地、印度、马其顿、摩洛哥、巴基斯坦、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贝宁、科摩罗、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马里、尼日尔、塞尔维亚、索马里、叙利亚、突尼斯。其中前 12个国家的侨务部是单独型的,如印度的“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后14个国家的侨务部是与中央其他部合併的,如多米尼加的‘贸易、工业、消费与海外侨民事务部”。26个国家的部级侨务机构名称、最主要移居地见表1:

表1 设立部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注1:有+号者为独立部。注2 ** 世界银行的算法是将输出国人口减去移民后的人数作为总人口加以比较,故有移民存量为总人口的104.1%的现象发生。 资料来源: Dovelyn RannveigAgunias and Kathleen Newland, Developing a Road Map for Engaging Diasporas i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2

报告指出,有17个国家设立部属司、局级侨务机构,他们是: 阿尔巴尼亚、巴西、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布隆迪、智利、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德国、加纳、墨西哥、荷兰、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乌拉圭。机构名称见表2:

表2 设立部属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报告指出,有17个国家建有由总统、国会或国务院直辖的侨务机构,即保加利亚、智利、埃及、危地马拉、匈牙利、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塞拉利昂、斯洛伐克、瑞士和中国。这类机构的名称见表3

表3 设立其他形式的全国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有5个国家还在地方一级建立侨务机构: 萨尔瓦多、印度、墨西哥、索马里和中国。其名称见表4。

表4 设有地方一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 同上

许多国家还在海外利用领事馆等机构开展侨务工作,墨西哥在美国就设有50个领事馆。多米尼加、以色列、摩洛哥、墨西哥、马里、马尔他、秘鲁和韩国都有准政府侨民机构,还有一些国家建有侨务咨询委员会。详见表5

表5 国外设有准政府海外移民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上述这些侨务机构约有三分之一个在2005年后才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实际工作效率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考验和证明。虽然如此,它们的出现本身已足以说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海外移民的重视和期待。
下面我们分别对几个海外移民存量和流量巨大且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进一步考察。

二、 国别考察

(一)英 国

我们先从英国开始,因为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也是历史上欧洲向外移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据美国社会学家 Massey 的估计,1847-1924年间,欧洲向外移民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 而英国向外移民占了英国1900年总人口的41%。 1853-1913年间英国向外移民人数达到 1300万,主要移至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外移民人数逐渐减少,入境移民人数逐年增多。 因此,英国宣称它已成了移民净输入国,英国移民政策主要针对外来移民而制定,英国学术争论的话题也都围绕着如何利用、限制和整合外来移民问题。

然而,2006年,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布的一项题为《海外英国人》(Brits Abroad ) 的研究报告表明,虽然英国年年都有大量移民入境,但1966- 2005年间,英国净流失的英国人多达270万,平均每年流失67500 人。滞留国外的英国国民约有50万,因此,大约每10个英国国民中就有1人全年或部分时间居住在国外,也就是说,居住在外国的英国人实际上远比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多。 海外英国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西班牙、美国 、加拿大、爱尔兰 、新西兰、南非、法国 、德国和塞浦路斯等十国,见表6

表6 英国海外人口最为集中的十个国家[⑥]


该研究报告宣称,如果将上述数字加上世界各地自称为英国后裔的人数,那么,海外英人群体(英国侨民及外籍英人)总量达到 5800万。[⑦]

虽然海外英国人数量远比海外印度人和海外中国人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官方从来不加张扬。在揭示上述真相的 IPPR 报告发表后,BBC 虽做过报导,学术界仍然连篇累牍地大谈外来移民进入英国后该如何处置的问题,很少谈及英国人进入其他国家引起的社会问题,好像英国人入居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可讲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不论英国侨民还是外籍英人,他们虽在侨居地建有若干小型社区和协会(主要是苏格兰人或和威尔士人)却都未见在侨居国建立全国性的侨民组织,更未见他们像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移民那样建立全球性的移民机构。英国议会也没有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给其海外侨民保留议席,政府也没有专为海外英国人专门设置服务机构。因为许多英国移民已在前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以英人为核心的独立政权,成为新国家的公民,无需通过侨民机构与祖籍国的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近年来,英国虽已授予海外英国侨民选举权,但大选时,600万侨民中只有区区几万人参加投票。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说明英国对海外英国人完全漠不关心,也不表明英国政府不重视软实力的运用。事实上,英国海外侨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养老金的领取者,英国政府每年要为他们支付大约 2 0亿英镑的养老金。(这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对英国纳税人是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这份报告的原因之一)英国政府还给不少高级科技和专业人士到海外获取高收入提供诸多方便。而居住在前英自治领和英联邦内的英国人后裔至今还享受着大英帝国往昔的余惠,对母国并无更多的诉求,因此母国也就无需在政府和议会内设置特殊的机构来反映他们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了。英国的实力虽然已大不如前,但他还可以通过英联邦和各种国际机构,通过英语做为全球最通用的国际语言的优势和英国在法律、金融、海事、教育等等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先发优势发挥作用。成立于1922年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之一,它每天使用多国语言向全球发布新闻和播送电视节目。 而创建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更是世界闻名的公共外交机构。该协会现在世界109个国家200多个城市设有分部,每年吸引世界各地1000多万青年参加其活动,仅“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目前每年资助约2200名世界各国青年人到英国留学,以接受英国的文化、技术和贸易和投资理念。因此,英国目前主要依靠其健全的文化产业开展强势的公共外交,而不特别重视借助海外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来提升其软实力。

当然,对英国来说,海外英国人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除了人数众多的海外移民外,英国每年因公因私短期出国的人数多达6000万人次,超过英国人口总数,因此英国的政府和议会对保护其公民在海外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问题向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2005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 英国领事保护工作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领事保护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英国公民的利益与安全也关系到英国政府的形象和国家的荣誉。[⑧]

近年来,随着英国国力日渐式微,英国民间要求政府以其他欧亚国家为榜样,加强海外移民的工作,发挥移民对母国的增援作用的呼声渐起,但当局至今尚未有大的政策出台。[⑨]

由英国移民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美国至今虽仍是移民净输入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海外侨民和流动人口数量也不少,但美国也未见有强大的世界性的侨民组织,美国国会和政府也没有专门留给侨民的议席和维护侨民的机构,只有领事保护而已。美国搞颠覆,搞颜色革命,宁愿依靠非政府组织,依靠名目繁多的基金会,寻找美籍外国移民充当代理人而不轻易起用当地的美国侨民,因为那么做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美国正力图以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来维护其霸权。

(二)爱 尔 兰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也是世界上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1814年爱尔兰人口820万,到1961年只剩下420万。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目前爱尔兰人口也只有440多万,海外侨民310万,其中80万出生于爱尔兰,而自称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数估计达7000万。

爱尔兰侨民主要居住在英国(约200万)和美国(约50万),自称爱尔兰人后裔者,则多集中在美国,(约为4000万),加拿大(380万)、澳大利亚(约为190万)和阿根廷(50万)等地,而占当地人口比例最大的是澳大利亚(30%)、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⑩]

1801年英国正式吞併爱尔兰。在英国统治下,1846-51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死了150多万人,向外移民100多万人。1949年,爱尔兰人民经过长期曲折斗争取得独立,但其北部仍为英国所占领。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爱尔兰经济长期不振,政府无力顾及海外移民问题,爱尔兰移民只得依靠自身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对于母国也爱莫能助。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后(欧盟的前身)情况有了好转。80年代后,由于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软件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吸引世界知名软件公司到该国投资,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爱尔兰经济终于出现转机。2000年,爱尔兰的GDP的增长率达到10.7%,成为经合组织中连续六年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爱尔兰人均国民收入位列欧盟第二,出现了“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奇迹。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爱尔兰政府开始对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给予关注。

1990年,爱尔兰总统Mary Robinson 在其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7000万爱尔兰后裔”问题。她说,“ 在我们国外,存在一个宠大的爱尔兰移民社群,这个社群,不仅穿越我们许多代人“家外之家”的邻近岛屿,还穿越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目前,全球有7000万人自称为爱尔兰后裔,我为我能代表他们而感到自豪”。

1999年,爱尔兰宪法通过全民公决做了重要的修改。新宪法的第二条向世人宣告:“爱尔兰国家十分珍惜她与生活在国外的爱尔兰后裔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与我们有着共同祖先,共同的认同,分享着共同文化遗产”。[⑪]

据此,2001年12月,爱尔兰政府成立了“海外移民政策专门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于2002 年8月向外交部长提交的题为《爱尔兰与海外爱尔兰人》的政策报告。[⑫]该政策报告认为,爱尔兰社会经济近期的发展和宪法第二条关于爱尔兰民族国家的重新界定,为考察爱尔兰移民和满足他们的诉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遇。政府不仅应当考虑爱尔兰侨民的利益还应考虑海外爱尔兰后裔的诉求。鉴于海外不同地区的爱尔兰人社区有着不同的需要,原则上不能用单一方法加以应对,必须根据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加以处理,必须考虑他们的权利,尊重他们的意见。

据此,政策报告提出了四点政策目标、三项服务行动规划和五方面的组织和资源保证.

四点政策目标即:使出国者能有充分准备;使流落他乡者能得到政府的关怀;使回归者得以重新融入社会;使宣扬爱尔兰文化者受到鼓励和支持。

三项服务指做好移民离境前服务、出国后服务和归国时的服务。

报告提出,由于爱尔兰具有移民传统,即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每年也有两万多人移居海外,因此,政府必须做好移民出国前的服务工作,要在学校设置专门课程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要为有意出国者提供全面可靠的资讯,要支助自愿机构使其得以对移民提供持续的情报和警示。报告强调,对定居海外的爱尔兰人的服务工作,首先应加强政府机构和民间自愿团体之间的合作,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对海外爱尔兰社区的活动和爱尔兰的文化体育活动给予赞助,要开发互联网潜力,建立交流中心以增进国内外爱尔兰人的联系,建立奖励制度,表彰作出杰出贡献的海外爱尔兰人。

对于归国者,报告提出,要设立基金会,关怀老年归侨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实施“回爱尔兰渡假”计划,为老侨民实现回国观光的愿望,对年轻归侨加强就业培训。

五方面的组织和资源保证即:授权外交部全权负责对外移民政策的制订,在外交部属下设立“海外爱尔兰人工作组”,扩大外交部编制并增加预算等。

2003年,上述政策报告经部际会议通过由政府实施。

此后,爱尔兰政府虽有所更替,但报告提出各项措施逐步得到落实。2004 年,外交部已设立“海外爱尔兰人工作组”(the Irish Abroad Unit )目前,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课程编辑工作已初步完成,为移民提供情报和警示和宣扬海外爱尔兰人业绩和贡献的网站已在运作。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中有13人为爱尔兰人及其后裔,澳大利亚1929- 1949年间7位总理中有6位总理是爱尔兰后裔,新西兰首任总理、阿根廷海军创始人和智利独立后首任政府首脑也都是爱尔兰人或其后裔,这些事迹已广为流传,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都是爱尔兰后裔更是家喻户晓。2003至2006年,政府的“移民支助计划”(Emigrant Support Programme )拨款已从308700欧元 增至11826 00欧元,其中约86%用于救助英国的爱尔兰侨民,10%用于救助美国的爱尔兰侨民。从2007 年起,海外爱尔兰百岁老人已可获得总统嘉奖。让老年侨民晚年回国观光的计划已经起动,回乡寻根续谱的活动更受海外爱尔兰人的欢迎。总之,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爱尔兰政府与海外爱尔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空前密切了,海内外爱尔兰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了,爱尔兰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了,爱尔兰的国际形象大大改善了。世人对欧洲“凯尔特虎”无不刮目相看。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祸及欧洲,继冰岛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为了摆脱空前严重困境,爱尔兰除向欧盟和国际机构求助外,更寄厚望于海外爱尔兰人。2009年 9月,爱尔兰政府召开“全球爱尔兰经济论坛”(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邀请全球各地130位爱尔兰裔的经济界和文化界的领导人与国内各界要人、政府各部官员与反对党人士,共商国事,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2011年10月国会和外交贸易部又联合邀请4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各界爱尔兰人精英,参加在都柏林举行的第二届“全球爱尔兰经济论坛”,更加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力求通过金融、经贸、文教、科技、旅游等领域革新,恢复爱尔兰经济,挽回爱尔兰的声誉。[⑬]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权债务危机时刻,爱尔兰政府始终不忘海外爱尔兰弱势群体,坚持执行“移民支助计划”(Emigrant Support _ Programme )即时发放救济金。[⑭]
爱尔兰人口只有欧盟人口的1%,GDP也只有欧元区整体GDP的1.7% 。这样的小国,不可能在欧洲争霸,更不用说在世界争霸了。他们之所以重视海外爱尔兰人的工作,为的是传承“凯尔特文化”,发扬爱尔兰人艰苦奋斗,辛勤创业的精神,提高全球爱尔兰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让子孙后代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之林。爱尔兰所做所为,可视为当今许多小国的範例。

(三)意 大 利

意大利是欧洲古代文明中心之一,也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很长远的对外移民的历史。就近代而言,从1861年统一时起到1976年止,意大利国际移民出境有过几次高潮,总人数达到了2600万,其中大约五分之二出自意大利南部,约一半分布在美洲,另一半分布在欧洲。[⑮]

意大利由于资源贫乏,工业化进程长期滞后,失业现象严重,使大量人口长期外流。但自上世纪60-70年代后,意大利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工资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因此,移民出境的人数逐渐减少,移民入境的人数急剧增加,移民历史发生大逆转,由移民浄输出国逐渐变成移民净输入国。虽然如此,意大利境外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仍然很大,意大利现有人口约5700万,侨民约400万,而海外意大利血统人估计多达6000-7000万。

由于一个半世纪来大量人口外流对其本国社会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意大利政府向来重视海外侨民工作。我国学者陈里特在上世纪30年代已注意到这点,编译出版《意大利移民政策》一书,向国人做过详细介绍。[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大利政府在应对外来入境移民时,不忘加强侨民工作,曾一度在外交部内,任命一内阁部长,专门管理海外意大利人的事务,其下设‘海外意大利人与移民政策司’和五个处,该司目前已扩充为七个处,分别处理有关海外侨民的政策,文教、领事、法律、入境、签证和选举等事宜。同时建立24小时值班的危机应对机构,利用国际外交领事网络,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意大利侨民。

 

图1意大利海外移民(千人计)(1876—-1981)[⑰]

出处: Golini, Birindelli. 1990. 图中 —— 表示移民出境,+++表示移民回归.

为加强意大利侨民和本国的联系,意大利议会于1992年通过了公民法,(Citizenship law)允许已获得外国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保持其意大利公民权。

2000年10月意大利议会通过决议,给海外意大利人在上议院保留6个席位,下议院保留12个席位,由侨民团体选举产生。
2001年底,议会还通过法律,允许海外意大利侨民可通过邮寄方式,不必亲自回国,参加总统和国会的选举和公投。
意大利还允许海外意大利公民参加欧洲议会选举,选民可在居住地或意大利投票。

在组织海外意大利人方面,据统计1950年,海外意大利人社团总数为3755个,1970年增至5857个。1985年,意大利政府鼓励海外移民在3000人以上的领事管辖区内,建立侨民委员会(COMTE)与意大利领事馆、国内协会以及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移民组织取得联系,维护海外意大利人的权益,促进意大利经济文化发展。侨民委员会设正副主席、秘书、财政等职,5年一届,由选举产生。

1989年意大利政府建立了“意大利侨民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Italians abroad, CGIE)该会由95个团体成员组成,其中65个成员由海外侨民组织推举,其他成员由政府指定。在政府指定的成员中,除官员外,7人出自国会中的政党,9人代表工会和慈善机构,1人代表全国报业联盟,1 人代表海外意大利报业机构,1人来自边区工人组织。侨民总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由外交部长主持,就意大利海外移民社会的问题,如教育和职业培训,民族认同等问题向政府提供谘询,并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

为了广泛团结海外意大利人,2000年12月11-15日,意大利政府在罗马召开了海外意大利人会议(Conference of Italians abroad)。与会者除676位海外意大利社区的代表和169位意大利本土代表外,还有380记者和众多观察员。会议由总统致开幕辞,足见政府的重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授予海外意大利移民投票权,要求政府加强领事工作,并支助各地意大利人对当地意人社会的研究活动。

2000年,意大利政府还召开了“意大利裔的外国国会议员会议”。据官方统计,在欧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7国中,意大利裔的国会上下议员多达349人。参加此次“外国意大利裔国议员会议”的议员多达166人,包括法国国会议长、秘鲁国会副议长等。会议决定建立由现任与缷任议员组成“世界意大利裔议员协会”,利用这些国会议员的经验和活动能力,增进居住国与意大利的联系,在居住国建立国会遊说团,维护意大利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美国意大利裔议员就曾劝说美国支持意大利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

2000年月12月,意大利召开了首届意大利领事会议,邀请劳工代表、企业家、商家、媒体、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研究如何提高领事工作效率,改善意大利在海外的形象,加强政府与民间社团的合作,推销意大利产品,吸引国外投资和在意大利侨民中开展活动问题。

意大利政府重视海外新生代的教育,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海外社群开展具有意大利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对移民社区的意大利语教学提供经费支助。

意大利政府设有奖偿制(Order of the Star of Italian Solidarity ),奖励对意大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的海外意大利人和外国人士。意大利侨民在购买土地和其他物产时与国人同等待遇,意大利侨民在意大利就业者的养老金可通过使馆领取。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还对海外意大利人实施优惠政策。[⑱]

上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人均国民收入已达19278美元,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成为世界七强之一,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仍不及英、法、德等国,更不用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意大利没有英联邦那样的机构可利用,因此,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更加重视海外意大利人的工作,力图发挥海外移民众多,网络普及全球的特点,巧用海外移民资源,提升其软实力以利于国际竞争。[⑲]

沿地中海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和意大利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后来衰落了,成了劳动力输出国,直至上世纪末,才乘全球化之机得以重新崛起。相似的经历,使得他们在对待人数众多,存量巨大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采取大体上相似的做法,如重视侨务机构的设立,加强与侨民的的联系,依托全球性侨民组织开展侨务工作,重视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国会留有一定的席位以反映侨民意见和诉求等等,因此,意大利可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一般发达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借助侨务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的案例。

(四)印 度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移民大国,目前生活在印度境外的“海外印度人”(包括印度侨民和外籍印度人)已超过2500万,分布在五大洲的130个国家,其中印人在10万以上的有48个国家,50万人以上的有11个国家,即缅甸(300万),马来西亚(170万),沙特阿拉伯(150万),美国(168万),英国(120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00万), 南非(100万),加拿大(85万),毛里求斯(72万),新加坡(70万)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0万)。在一些国家里,海外印度人的绝对人数虽不多,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很高。如在毛里求斯(高达70.10%),斐济(47.75%),苏里南(35.9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35.25%),圭那亚(30.30%),尼泊尔(27.12%)。[⑳]

海外印度人的这一全球分布,是由英印殖民时期和印度独立后多次向外移民潮形成的。19世纪的30-40年代。由于英、法等国先后废除黑奴贸易,殖民地劳力奇缺,英、法、荷 、葡等殖民政府便从印度输出大量劳力以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s)的形式,运往毛里求斯、乌干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殖民地取代黑奴。1852年后,由印度本土的”工头”(Kangani)开始组织劳务输出,又将大量劳工输往斯里兰卡、缅甸和马来亚等地的种植园。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又有一批印度的小商贩、工匠、小业主、文员和其他职业人士,以自由人身份前往缅甸、马来亚 、东非和南非等英殖民地,估计1846-1932年间,印度输出劳工多达2800万。 印度独立后,大规模对外移民始于60年代,主要流向海湾地区。这批以技术工人为主体移民,往返于输出与输入国之间。从80年代开始,印度大批留学生、专业人士,知识精英,纷纷前往美英等发达国家升学、就业,形成新的移民高潮。[21] 总之,当今海外印度人在全球的人口布局是在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经历了多次不同形式对外移民而形成的,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许多不同的群体构成的,正如“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年报所指出的,“海外印度人群体(diaspora)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印度人大群体”。[22]

图2海外印度人地域分布(2001)

海外印度人数量众多,分布极广,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却相当冷漠,在印度独立后长达50年间,国大党政府对独立前从印巴次大陆移居海外的人员,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出去的契约劳工的后裔不予承认。1964年缅甸政府逼迫30万印人离境,1972年乌干达,驱逐5 万印人出境的严重排印事件,印度政府也只低调处理,消极应对。[23]

印度政府长期忽视海外印度人,有多种原因:

1、英国人占领之前,在现今印度次大陆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和统一的民族和文化。“印度”作为一个一统的政治实体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移居海外的印度次大陆的早期的契约劳工,并没有视“印度”为祖国的明确的政治概念,也没有“印度民族”的明确概念,有的只是朴素的家乡观念和宗教认同。印度作为一个“民族”是次大陆居民在共同反抗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则是在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才建立起来的,然而,就在建国之时,印度次大陆又发生了印巴分治和由此而出现的次大陆内人口的大迁移,随后又有孟加拉国的独立,因此,独立前移居海外的次大陆居民,在国籍身分和民族认同上面临多重选择的巨大困惑。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对海外移民,特别是独立前离开印度并已加入当地国籍的次大陆移民是否还认同于印度,一时也难以识别。

2、刚刚立国的印度,正需加强国人的凝聚力,在印度领导人看来,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离开印度,甚至加入别国国籍,远非爱国行为,政府没有关心和保护这类移民的义务。

3、印度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 印度的海外移民大都居住在第三世界,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过于关注印度移民的命运,出面支持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容易引起外交纠纷,损害印度的作为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国际威信。

4、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政策,缺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对海外印度人的资源不予重视,何况当时海外印度人的实力也很有限。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政府始终视海外印度人为负担,采取甩包袱消极做法。直到人民党上台,印度政府对海外印人的政策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24]

1977年3月,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在独立后首次大选中落选,人民党(后来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人民党与印度教有着密切关系,而海外印度人中,印度教徒占86%,该党对海外印度人自然比国大党更为关心。当时出任外长,后来担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大力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印度侨民问题的研究,在海德拉巴大学成立了首个“海外印度人研究中心”。

推动印度政府改变侨民政策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是1991年正式启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一改革,标志着印度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和引进科技人才,印度政府越发感到了解海外印度人的实际情况,加强联系,制定新侨民政策的必要。

2000年,瓦杰帕伊总理决定建立“海外印度人问题高级委员会”对海外印度人的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该委员会在政府各部门、各相关学术团体和海外印度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2001年底完成了一份长达38章,570页的详细报告,全面反映世界不同地区的_印度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状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诉求。[25]

该调查报告表明:印度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印度人社会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海外印度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已显著上升。全球海外印度人的总购买力已接近印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地印度人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少地方印度人的收入高于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原因是海外印度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科技队伍的扩大,新兴产业如IT产业的发展。例如, 硅谷地区印度人人均年收入达20万美元。全美印度人年购买力估计约为200亿美元。[26](1)

世界各地印度人的政治地位已大为提高。海外印度人中已先后产生过3位总统,3位总理,68位部长和250位议员。在英国,曾有4位印裔人士被选为下院议员,11位为上议院员,3位欧洲议会议员,

在地方一级,已有250-300位印裔人士当选为地方议员,成立了“英印地方议员协会”。(British-Indian Councillors Association)。还有十多位当上地方的市长。在加拿大,有6位印裔人士当选为国会议员,印裔加拿大人Ujjal Dosanjh 则当选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总理。在美国,印裔美国人的政治组织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中进行游说,他们在参议院435个立法议员中,争取到118位加入“印度问题决策核心组”(India Caucus )。[27]

海外印度人仍保持着印度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虽然海外印度人群体(diaspora)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许多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构成的,但他们仍然深情地怀念着自己的故乡,保持着印度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即所谓“印度性”(Indianness)。这是维系他们与印度之间最为宝贵的纽带。

调查报告全面如实反映世界各地印度人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要求,并向印度政府提出诸多对策建议,

为了尽快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2003年1月9-11日,印度外交部与印度工商联合会在新德里举办了首届“海外印度人节暨海外印度人奖颁奖大会”。参加这次节日活动的多达61个国家的1904位国外代表和1200国内代表。年会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亲自主持,由总统为10位有杰出贡献的海外印度人士颁奖。这次盛会开创了印度历史上组织全球印度人大规模聚会的先例,搭建起全球印人交流的绝好平台,对印度公众了解海外印度人的成就与诉求以及海外印度人对印度近期的发展和母国对他们的期望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2004年5月印度中央政府建立了“印度侨民事务部”。( Ministry of Non-Resident Indians’ Affairs) 同年12月,重新上台的国大党为表明其继承和发展此前的政策,将该部更名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MOIA)明确其服务对象不仅是印度侨民(NRI)还包括已加入外国籍的印度血统人(PIO)。“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成立后,印度政府迅速集中相关资源,先后将原外交部侨民司和劳动就业部海外移民司的业务归并到“海外印度人事务部”中,由一名内阁部长,(Cabinet Minister) 领导,下设”海外印人社区服务司”(Diaspora Services Division)、对外移民服务司(Emigration Services Division)、经济财务司(Financial Services Division)以及行政管理司(Management Services Division)4个司,以保证该部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成立至今,“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各个司已做了大量工作:[28]

1、在为海外印度人社区服务方面:

(1) 从2003-2012年印度已举办了10届”海外印度人节暨海外印度人奖”活动,从2007年起,又在美国华盛顿、新加坡、荷兰的海牙、南非的德班、加拿大的多伦多等海外印度人集中的地区举办小型海外印度人节日活动(mini PBD) 以扩大影响。

(2)顺利实施“海外印度人公民身分证”发放计划(Overseas Citizens of India OCI)并对此前所谓“双重国籍”问题做了澄清。

(3)根据总统关于给予印侨选举权的承诺,完成印侨参选的主要法律程序。

(4)设置海外印度人子弟奖学金,开办海外印度人大学,推行“认知印度”与“寻根”活动 大力加强对海外印度人新生代的工作。

(5)先后与尼赫鲁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签定研究合同,开展国际移民趋势与印度侨民工作战略研究。

(6)加强对印度海外妇女婚姻救助。

2、在对外移民和劳工输出与保护方面:

印度海外劳工约500万,约占海外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年汇回印度赡养家室的侨汇,约占印度侨汇总量的40-45%。对外移民服务司组建后,立即制订对外移民与劳务工作新原则,迅速开展工作,以应对全球劳动市场的新变化。

(1)推动立法部门修改1983年移民法,改革移民体制,推行电子管理法,以利于劳动力合法流动,提高印度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2)加强移民总监的监督工作,加强对劳工招募中介的管理,严厉打击人贩子和人口走私活动以制止非法移民。

(3)设立印度海外就业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Overseas ) 摸清国际劳动市场的需求,为印度寻找机遇。

(4)设立海外劳工资源中心,(Overseas Workers Resource Centre )向印度公众公布海外劳工市场的行情,使出国劳务者免受人贩子的欺骗和盘剥。

(5)建立劳工福利基金(“Indian Community Welfare Fun )(ICWF)”由印度海外使团支配,为海外劳工救急之用。

(6)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也门和马来西亚等劳工输入国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bilateral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以保障海外劳工的权益。

(7)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建立劳工流动伙伴关系与双边社会保险合作。(Labour Mobility Parnership and Bilateral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s)以确保劳务供销市场的稳定和双方职工的权益。

(8)与国际移民组织(IOM)签署“亚-欧劳务对话规划”,开展移民管理能力建设。

3、在引进海外印资、印智方面:

(1)设立海外印度人协助中心(Overseas Indian Facilitation Centre)(OIFC)促进海外印资的流入。

(2)建立全球印度人知识网络(Global-Indian Network of Knowledge) (GLOBAL-LNK)引进科技,建立“虚拟智库”,以创新和高科技手段绘制出解决印度发展重大问题的途径,确定印度第11个五年计划(2007-2012)优先发展的领域和重点,推动印度社会的改革与创新。

(3)设立“海外印度人发展基金会”(India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IDF)加速慈善事业的发展。

(4)设立由总理主持的全球咨询委员会(Prime Minister`s Global Advisory Council)作为最高层直接掌握情况和决策的机构。

4、在行政管理服务方面:

(1)设立华盛顿、阿布扎比和吉隆坡三个海外印度人中心(Overseas Indian Centers)深入实际,加强地区分类指导。

(2)在首都筹建海外印度人的活动中心“肯德拉”,( Prvasi Bharatiya Kender) 为全球印度人提供固定的日常经济文化交流场所。(PBK)

总之,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在短短的8年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下列可喜成绩,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1、印度公众对海外印度人的成就和诉求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对海外印度人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2、印度与海外印度人之间以及世界各地印度人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全球印度人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对母国向心力也大为增长。

3、由于修改移民法,改革移民制度和实施一系列保障海外劳工安全和权益条例,在国际劳工输出因国际金融危机而普遍减缩国际侨汇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印度劳工的输出不减反增,印度的侨汇由2007年的30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3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45%,其中大约40%是由中东和马来西亚的劳工汇回的。[29]

4、由于“海外印度人公民身分”计划的顺利实施;目前已有将近75万海外印度人取得了“ 海外印度人公民证”,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外籍印度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为这些国家的印度裔科技人员,IT产业人士,大开回印创业之门。

5、受到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海外印度人媒体大量报导印度各方面的成就,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美国印度裔社会人士的院外游说活动尤其活跃,他们向美国国会宣传印度的政策,促使美国取消对印度因核试验而实施的所有制裁,与印度签订了《民用核协议》,使印度未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的情况下免受国际社会的制裁。[30]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裔政界人士,也对印度外交与内政给予积极的配合。

6、由于受到母国的肯定和嘉奖,又有日益强大的母国做靠山,海外印度人对印度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加自觉,对印度民族的创新能力更加自信,他们更加主动地组织起来,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努力提高印度人的地位,争取自身的权益。

7、在这种形势下,充满儿女亲情和欢歌笑语,美化印度社会生活的宝来坞电影不但风靡海外印度人和南亚人社会,而且在东亚、中东和非洲找到广阔市场,甚至进入欧美主流社会,而印度的肥皂剧、音乐、舞蹈,瑜伽、咖喱等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

8、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不足,一直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頚,据印度官方的统计,2000-2009的10年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160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不足170亿美元,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的严重缺失,绝非给与海外印度资本一些优惠所能解决的。虽然如此,经过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的不断努力,海外印度人直接投资数量还是有所增长。据报导,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已有3亿5300美元的侨资投入生产领域。[31]

印度侨务工作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近年来的侨务工作,可圈可点,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32]

(五)墨 西 哥

墨西哥也是当今移民大国,但与上述的几个移民国家有所不同,它的移民不散布到世界各地,而是集中于美国。据最新的资料,墨西哥境外移民95%居住在美国,其中出生于墨西哥的估计已达1200万,超过墨西哥全人口的10%,(约700万为非法移民),而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后裔则多达1900万。这些墨西哥出生和当地出生的移民,83%又集中在美国的10个州,尤其聚集在15个大都市区。[33]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着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墨西哥移民不用漂洋过海而是由陆路过境,因此,严格说来他们不是“海外移民”而是“境外移民”。

墨西哥移民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大量涌入美国的,2000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随着美墨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密切,美墨边界合法来往人数年均多达1亿多人次,因此,墨西哥又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现象最为突出的国家。

由于上述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墨西哥政府对待移民的政策也具有两大鲜明特色: 一是直接由外交部出面,通过领事馆在境外墨西哥人团体中(不分侨民与非侨民,也不论其合法与非法)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二是公然号召和鼓励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融入美国社会,在争取自身的权益的同时对墨西哥做出贡献。

大家知道,墨西哥将近一半的领土是在美军入侵后,根据1848年瓜达卢佩— 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 ) 被美国强行拼入其版图的。墨西哥独立以来,历届墨西哥政府大都反对人口外流,但由于政局长期不稳,仍有一些劳工北上,墨西哥政府于是通过领馆与侨民取得联系予以力所能及的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美国劳力严重不足,美国和墨西哥签定了“客工协定”(Bracero Program,1942-1964)吸引墨西哥劳工入境,由此,墨西哥移民日渐增多,至1960年已达450万人。1964年该客工条约到期,美国不愿与墨西哥再就移民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墨西哥政府遂对移民出境采取“没有政策的政策”,任其自流。1986年美国通过并实施新“移民改革与控制法”,(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使300万非法移民获得合法 地位,成为永久居民,(其中多数为墨西哥移民)受此移民改革法的刺激,墨西哥移民从1980年的870万猛增至1990年的1340万,侨汇也随之大幅增长,移民对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政治影响日益明显,于是美双方政府都不能不予以重视。

在此新形势下,1988年上台的墨西哥总统沙林纳斯(Carlos Salinas )于1990在外交部设立“墨西哥境外移民社区工作规划办公室”(the office for the Program of the Mexican Communities Abroad (西语字首为PCME )加强领事工作力度。随后继任总统佐地罗(Ernesto Zedillo)在1996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实行双重国籍法并取消境外侨民参加选举的限制。2000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国家行动党人福克斯总统(Vicente Fox)上台后更进一步建立`“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总统办公室”,(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or Mexicans Abroad(O P M E )委任一位双重国籍的墨西哥人为办公室主任,执意打破墨西哥侨民与外籍墨西哥人的界限,绕过各地领事馆直接与境外墨西哥社团组织取得联系,与此同时,福克斯政府还积极与布什政府就美墨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移民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期建立起平等共管的移民体制。 当时布什政府似乎也有意达成某种协议,但 9.11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态度发生变化,谈判因之中断。为此 ,福克斯总统采取单方的行动,于2003年,先后建立了三个相互配套的机构来加强境外墨西哥人的工作:第一,设立由总统亲自领导,由外交部长为书记的“境外墨西哥社区工作理事会”,(Consejo Nacional para las Comunidades Mexicanas en el Exterior –Council for the Mexican Communities Abroad)(CNCME)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由11个涉及境外墨人工作部门的代表组成,在总统领导下统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关移民的重大方针政策;第二,将此前的 PCME 和 OPME 两个机构合并组成新的“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IME)。新机构(IME)设在外交部内,但独立于外交部,它派出自己的人员进驻墨西哥驻美国的50个领事馆主管境外墨西哥人工作;第三,设立“IME 谘询委员会”(Consejo Consultivo del IM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IME -the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the IME)(CCIME).该委员会由境外墨西哥人社区自行选出的125名代表,全国机构的10名代表,外交部邀请的10名特级顾问以及移民出境人数众多的州政府代表组成,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足以反映墨西哥移民中不同身份、不同阶级,不同社区的意见和诉求,确保IME的工作能符合广大墨西哥人的利益。

图3墨西哥出生移民占据人口最大比例的15个美国大都市区

作为政府移民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ME)这些年来主要做了下列工作:[34]

图4墨西哥驻美国领事馆分布图

(1)组织形势通报会和各种专题研讨会,向境外墨西哥人通报墨西哥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宣传政府对境外移民的各项政策,就移民的权益、教育、卫生保健、侨汇等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促进美国各地墨西哥人的相互了解并物色移民团体中的领导人才。

(2)建立“维系”(Laos)作为机关的电子刊物,即时向境外移民反映国内动向,传达政府的声音。福克斯总统每周在这一电子刊物上向境外移民发表谈话,其谈话通过美国的35个西班牙语电视台传达到98%的西班牙语节目收视家庭。总统的谈话还通过墨西哥移民聚集区的西语电台和Fiesta Mexicana 1460 WVOX 电台周六节目向广大听众播送。驻纽约总领馆每周在当地电台有半小时的专题节目,介绍政府的移民政策,解答听众的问题。从2005年起,驻美的46个领事馆的接待室均设有闭路电视,播放来访者关心的节目。

(3)组织两国健康周活动。(Bi-National Health Weeks(BHW)
墨西哥移民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事体力劳动,工伤事故频发,但他们当中仍有56%享受不了健康保险,47%的人未能获得正规的医疗救助。针对这种情况,墨西哥卫生部、外交部和美国的一些地方机构,基金会以及民间团体在 2001年 发起两国共办健康周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移民的健康,研究移民中防止疾病和救助患者的办法,宣传卫生知识以及引导患者通过正确渠道获得救治。健康周活动受到美国和墨西哥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响应。2007年,美国已有33个州的6500个机构积极支持这项活动,许多拉美国家也参与其中。墨西哥驻美领馆还设立了常设的“健康柜台”(Ventanilla)在其辖区内帮助墨西哥移民患者获得必要的治疗,并为联邦、州和地方公共卫生规划招募合适的年轻工作者,为卫生部门提供有关该区墨西哥移民健康的信息。到 2007年,美国已有17个州的墨西哥领事馆设立了此类“健康柜台”,深受移民欢迎。

(4)实施移民教育规划 (Educational Programs )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2007年,在 920万 25岁以上的移居美国的墨西哥成年人中,60%的人未获高中文凭。为此,IME 把实施移民教育规划视为最为迫切的任务。为克服学生随父母跨国流动和墨美两国教育体制和课程不同给学生带来的种种困难,IME 促使美墨两国实现交换教师和交流教学经验的计划,组织双方互换学生档案,免费分发教科书。
针对成年移民的情况,IME积极推行其“移民社区教育”规划,(Community Plazas)即以移民社区为单位,在领事馆的帮助下,借用当地学校和机关场所开办业余补习学校。该规划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内容的课程,如识字班,中小学基础班,计算机的运用等实用课程。此项教育规划于2001年实施后,广受移民大众欢迎,2007年已推广到美国的 35个州的 373个移民社区。

IME 还与两国教育部门合作,开设远程教育,通过专业课程,帮助移民提高专业水平,同时还经由领馆发放奖学金,帮助移民青年进入美国高等大学深造。

(5)增进移民的理财知识,促进银行汇款和投资
墨西哥移民每年汇回国内的侨汇数量相当可观。2008年仅通过正规的途径汇入款就多达 26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 GDP 的3%。虽然如此,据调查还有大约 53% 墨西哥移民因为没有银行账户或存折而在汇款时蒙受重大损失。为增进移民理财知识,促使移民经由银行安全汇款,减低汇费,并投资于公共事业,IME 制作了录像带和多种文字资料引导移民向领馆索取该馆发放的”墨西哥人身份证”(matricula conlar),该证可证明领取者为墨西哥人而不涉及身份是否合法问题,便于无合法身分者在银行开户与汇款。经 IME多年努力,目前美国已有 400 金融机构对该证予以认可,并与17个墨西哥领馆签署了 45 项相关的协议。

为吸引境外墨西哥人同乡会将侨汇投资于地方建设,墨西哥政府,还在一些地区推行“三加一”的计划,即每汇回1美元用于家乡公共事业,联邦,州和市镇当局便各补贴1美元参与其事。这项计划已在许多地方实施多年,并为拉美一些国家所效法。

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工作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墨西哥政府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墨美两国间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的特殊关系,开展别具一格的侨务工作。有学者认为,“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IME)。实际上也是墨西哥在美国的“公共外交机构”,类似英国著名公共外交机构 BBC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所不同的只是它透过对墨西哥移民的工作,改变墨西哥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间接地影响美国人。[35]对此,一些美国白人学者对墨西哥政府的做法深表忧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西班牙裔的挑战>说,墨西哥移民具有不可同化的特点,“墨西哥化运动”会加速国家的分裂。墨西哥政府反驳说,,我们是在提高墨西哥移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争取公平的待遇和权益,反对种族主义的歧视,而不是搞“墨西哥化”。“墨西哥人认同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愿为美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什么可指指责的,美国不是最讲自由、民主、平等的吗!”。当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在墨西哥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反应,人们认为美国虽对墨西哥政府这种政策无可奈何,但据此,墨西哥也就更加依附于美国,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六)菲 律 宾

菲律宾是当今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较高而分布极广的国家。根据“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CFO)2007年的最新资料,菲律宾海外移民为872万,约为菲律宾总人口的10%,其中短期劳工为413万,占海外移民总数的48%,永久居民369万,占海外移民总数的42%,非法移民90万占10%。菲律宾海外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近200个国家与地区,就地区而言,美洲占42%,中东占25%,亚洲占14%,欧洲占11%,其它8% 。而就国家而言,前五位为沙特阿拉伯(1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马来西亚(3%)、英国(2%)和日本(2 %)。

菲律宾劳工分为陆上作业和海上作业两大类,陆上作业者约占79%,海上作业者为21%。两类劳工合计约占菲律宾全国总劳力的四分之一。从2006年起,菲律宾每年输出劳工100万,其中一半为女工,近一半持有学院文凭,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有组织劳工输出国。[36]

菲律宾大量输出劳工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之前,菲律宾对外移民人数不多,主要前往美国。70年代后,由于国内失业现象严重,政局不稳,而此时主要工业国家正缺少劳力,尤其是中东产油国极需劳工开展基建工作,菲律宾政府便乘机输出劳工以缓解国内的局势。

1974年菲律宾通过了劳工法令,开始制定一系列劳工移民政策大规模输出劳工,从那时起到2006年,菲律宾年输出劳工由1975的3万6000人增至2006 年的100万,增加了25倍。菲律宾劳工已走遍世界190多个国家,其海员已占全球海员的30%.[37]


移民前5名国家 1. 沙特 2. 阿联酋 3. 马来西亚 4. 英国 5. 日本
图5 到2007年底872万海外菲律宾人分布比例
数据来源: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对如此迅速增长的海外劳动大军,菲律宾政府自然不能不予以重视。早在1980年菲律宾政政府便在劳工与就业部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Overseas Worker`Welfare Administration [OWWA])。1982年又建立“菲律宾海外就署”(Phili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主管海外就业事务。1995年又设立“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Office of the Legal Assistant for Migrant Workers Affairs [OLMWA],以法律保护劳工在海外的权利,随后又在菲律宾移民劳工两万以上的国家里设立“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 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Resource Centres [MWOFRC] )就地及时解决移民的各种困难。此外,针对永远移民需求,菲律宾还建立了“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CFO])由副总统Teofisto T. Guingona,JR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做为协调政府各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开展侨务工作的最高机构。该委员会定期出版《菲律宾侨民手册》公布政府有关侨民的政策、法令和各种优待侨民的服务项目。至2005 年《手册》已发行第7 版。[38]

在国会方面,菲律宾在上世纪80年初就已通过立法将海外劳务输出逐步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国会又通过共和国第8042法令即“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Act),上面提到的有关保护菲律宾侨民机构如“移民劳工事务法律办公室”、“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就是根据这项法律成立的。2003年8月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共和国第9225号法令即关于双重国籍的法令,该法令已由阿罗约总统签字生效。

为了肯定菲律宾海外移民的成就和贡献,阿基诺总统不但称菲律宾移民为“当代英雄”,而且在1988年签署了276号告示(Proclamation No,276) 宣布每年12月为”菲侨月”( Month of Overseas Filipinos),在此期间,举办各种活动,表彰菲侨的业绩,发扬他们为国奉献的精神。

总统还奖赏在服务菲律宾同胞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和在专业工作上的卓越成就海外菲律宾人个人和团体。自1991年总统奖赏的做法制度化以来,已有35个国家的156个菲律宾移民个人和机构受到表彰。

随着劳工移民人数的倍增和政府对移民工作的迅速开展,菲律宾的侨汇也大幅增长。1975年其侨汇为1.03亿美元,2001年为65亿美元,2008年更增至170亿,占菲律宾GDP的13%。在全球侨汇收入排行榜上,排在印度、 中国、墨西哥之后,居第4位。侨汇剧增有助于菲律宾国际收支的平衡,也有助于部分移民家庭生活的改善,但也付出相当代价。由于移民夫妻长期分离破坏了移民家庭结构,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虽然菲律宾输出劳工中近半拥有学院文凭,但在国外从事的是低端的职业,如医生出身的人到国外当护士,工资收入和生活条件虽然比国内好,但用非所学,因此,谈不上引进多少先进科学技术。大学和学院为满足移民国外就业的需求,降低教学水准,烂发文凭。政府的政策,没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的内聚力,而是产生所谓 “移民文化”,使得人心涣散,都想到国外寻找个人出路,各奔前程。政府既甘当“世界劳力的提供者”,无长远宏伟的工业化计划,只能永久依附于国际资本所控制的劳动分工,在国际劳动市场上赚一点血汗钱,维持生计吧了。2008年,菲律宾的人均GDP已大大落后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更不要说新加坡了。

由于上述事实,一些有识之士对菲律宾政府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甘当“世界劳动力提供者”的政策颇为不满,对重重叠叠,名目繁多的保护海外劳工机构的实效表示怀疑,对菲律宾的现状和前途深表失望的忧虑。 看来菲律宾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和做法,虽在技术层面上有些参考价值,但在战略层面上,无论从发展国家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成功,有待于人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三、思考、借鉴、商榷

以上我们了解了各国的一般动向,又对六个各具特点的国家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大体上了解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其海外移民的基本态度和侨务政策以及借助海外移民(包括侨民和外籍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做法。初步比较和分析这些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各国都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例如,英国的文化产业建设和公共外交以及领事保护,意大利侨民组织工作和外籍议员国会遊说工作,爱尔兰对海外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救助,印度高起点的诸多侨务举措,墨西哥领馆工作及其吸引同乡会参与地方建设的“三加一”计划以及菲律宾过分依赖劳力输出的教训等等都有助于我们拓展思维空间。除此之外,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发现还有三点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和思考:

其一,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虽然许多国家对待海外移民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纷纷建立机构,开发移民资源,并力图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其海外移民都给予以同样重视。

读者从本文第一节引用的2012年国际移民组织(IOM)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联合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可清楚看到,设有正规侨务机构的56个国家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占了50个,发达国家只有6个。在总数77 个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拥有69个,发达国家只有8个,在26个中央部级侨务部中,发展中国家占有25个,发达国家只有1个(以色列)。在17个部属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拥有15个,发达国家只有2个。在17个其他形式的全国性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占了15个,发达国家只有2个。5个设有地方侨务机构的国家全为发展中国家, 8个国外准政府的侨民机构中有5个属于发展中国家,3个为发达国家所建。(其中两个为以色列所建)

从目前所能得到的上述官方数字可以清楚看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其海外移民的重视程度和做法有着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发展中国家重视侨务工作比较容易理解。问题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强势地位建立强有力的侨务部门,团结海外族人,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向心力以发挥他们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而是采取相反的策略,漠然置之呢?为什么越是发达的大国就越是淡化其族群关系呢?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客观的必然性和主观的必要性?原来发达国家发达后,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可以在世界各地获得必要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借助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流动资金,可以依仗其雄厚科技实力,品牌效应和跨国公司网络占领国际市场,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海外族人的支助,因而也就对本国海外移民不予重视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移民大多已加入当地国籍,融入当地社会,不同程度地进入当地社会的中层和上层,有的甚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已成了不同国家的公民,而经济上也早已实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因此,他们虽为同族人却各有各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再也不愿事事听从老祖宗的指令,唯祖籍国马首是瞻。在这种情况下,袓籍国以旧的形式保持原先的族裔关系,要求外籍族人像过去那样效忠自己,已不可能了。他们之间的许多问题都必须在国与国的层面上加以处理。于是族群关系的主导地位就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国际关系,仅以语言文化和宗教等形式继续维系传统关系。于是最发达的国家除了通过外交领馆护侨外,也就没有在国会和政府部门内建立侨务机构的迫切需要了。上述事实清楚表明移民输出国对其移民的关注程度与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揭示出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距如何造成了对移民关注度明显反差。

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必然引起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很快就将面临发达国家遇到过的问题。看来并不是国家越发达,海外移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越提高,族群关系就必须绑得越紧才对国家对移民有利,恰恰相反,随着国家经济跨阶段的发展而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随着海外移民更深入地融入居住国社会,发达国家需要不失时机地淡化族群关系,调整族群间与国际间的关系,兼顾袓籍国、海外移民和移民居住国三方的利益才能各得其所。21世纪迅速崛起的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不可能像19世纪西方列强那样拥有殖民地,他们的移民也不可像盎格鲁萨克逊人四处建立以他们为核心的政权并与英国建立那种特殊的关系,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理顺族群与国际之间关系问题。时代不同了,他们将何以应对,需要我们密切观察。

其二,不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海外移民历史与现状各异,各国在侨务机构的设置、政策制定和方法的运用上也都各具特点。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同属发达国家,他们之间的差异已见上文。这里再举一例,在对待双重国籍问题上,英国向来十分宽松,意大利较为严格,而爱尔兰则一贯加以拒绝。所以如此,都因国情不同所致。爱尔兰本身只有400多万人口,世界各地拥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多达7000万,双重国籍法实施,会使这个小国冒丧失独立与主权之险,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免遭不侧,爱尔兰顶住各方压力,至今仍拒不实行双重国籍。可见在借鉴与吸取国际经验之时,必须深入了解该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该国的国情和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报纸上剪下几条外国新闻,未经核实,也不了解该国的情况及其社会背景,便举之为例,引以为据,做起文章,谈论借鉴与吸取,这种的研究方法甚不可取。要知道,了解具体国家的国情和某项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是我们借鉴和吸取国际经验的必要前提,而立足中国国情更是制定我国侨务政策的根本依据。

其三,从上述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软实力的基础是硬实力,国家贫困落后,政局不稳,民不聊生,有何软实力可言。国力不强,虽有古老的文明也只是资源而已,并非现实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发挥也还有赖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和传播实体的支撑。软实力主要通过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渠道发挥作用,侨务工作只起配合作用,因为海外移民是一个国籍不同,成分复杂,政见不一,宗派繁多,难以统一行动的特殊群体,政府在软实力方面不可能对他们寄以过多过高的期望。只能努力争取一部分移民并通过他们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发达国家由于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各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涉侨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外向的,即主要借助海外移民向外宣扬其成就,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侨务重点却是内向的,即争取海外移民帮助国家早日摆脱贫困与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求自立于世界之林。也有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 如印度,墨西哥那样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发展中国家虽然开始起飞,但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尚在逐步建设之中,一时还拿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东西让世人效法,他们的做法主要是通过海外移民引进外资,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增强国家硬实力同时,帮助国家建设自己的文化产业,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与此同时向世界显示国家民族精神和自立的能力,改变国家形象,抵御霸权的欺辱,为祖国,祖籍国顺利登上国际舞台扫清障碍。

以上这三点思考和认识,想来对研究当前的侨务工作会有所帮助。我们可以从世界移民输出大国行列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处于什么位置,应当着重借鉴哪方面的经验,如何注意体现中国的特点,发挥中国海外移民在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并预见到可能面临什么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虽已世界排行第二,但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还是落后的。我国现阶段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尚有一段路程,因此,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还必须十分重视海外移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数众多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对祖国和祖籍国也还有诸多不同的诉求,因此那种主张在当前就削弱甚至取消侨务的意见是不可取的,持这种意见者既不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走向,也不了解现阶段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所处的位置和特点。对中国来说,当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展侨务工作而是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好侨务工作。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我们还应当重视开展前瞻性研究,考察发达国家对待其海外移民的政策、研究他们处理族群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于中国的特点和国家发展的进程,积累统筹族裔关系与国际间关系的实践经验,以适应我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度所面临的问题 。

第二,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国策,也是我国侨务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侨务的地方。坚持这个特点,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给我们带来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细心探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工作。

第三,在发挥海外移民这一特殊群体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方面,由于我们是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等快速发展国家的经验,内外兼顾 以内为主的做法,即重点放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引入各国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与此同时发挥他们在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中的作用,使他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理解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消除各种疑虑,共同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太多涉及海外华侨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只说“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中央这一提法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对华侨华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文化软力建设关键在于国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央文件这一提法也是平实而慎重的,没有对他们寄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70%-80%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在许多国度里,作为该国的新公民还远未获得当地主体民族的充分信任,人们对他们是否忠于入籍国还有所怀疑,有些国家实际上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处境,多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着想,他们能在中外人文交流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已属不易,不能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目前有些做法颇令人担忧,即把华人与华侨以及港澳同胞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赋予他们同样的历史重任,并且层层加码,令外籍华人左右为难,诸多困惑。在某些敏感地区还引起华人内部的争执,影响华人内部的团结。我想,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回到中央文件的平实的提法上来,即回到“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为好。时至今日,外籍华人已占中国海外移民的大多数,华侨和港澳同胞只占少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忽略这个大多数,以对待本国公民的要求来要求占大多数的外籍华人。

当前,在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问题的过程中,还有几种时常出现的提法值得商榷。

必须明确,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实力而不是一般概念的软实力,如企业的软实力等等。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实力涉及国家间的博弈,因此,

一,不宜把华侨华人说成是中国的软实力。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家经济、技术、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精神力量,主要指构成公民的认知能力、精神面貌、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文化因素,其核心是蘊含价值观的精神力量。软实力的发挥固然需要通过人和其他物质载体表现出来,但人和其他物质载体不等于软实力。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包括多种国籍、多种政治认同、多种价值观取向的特殊群体、怎能笼笼统统地说成中国的软实力?这种说法在实践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无异宣布华侨华人是中国的代理人,置他们于十分尴尬地位,不利于他们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与中国移民住在国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学者正是从霸权主义理论出发,把华侨华人说成中国的软实力,把中国海外移民说成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我们切莫人云亦云。

二,不宜把外籍华人的成就都说成中国的软实力。例如,作为我们的亲戚,我们有理由为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的成就感到高兴,但把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的成就说成中国的软实力,这不符合客观事实,有贪天功为己有之嫌,不为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和他们的政府所认可,也不利于我们实事求是的认识自己。

三,不宜把中外文化交流不加分析地简单等同于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更加凸现,但中外文化交流可以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互相借鉴和交融,共同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做出贡献。已故费孝通教授关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提法有助于我们建设和谐世界,而将中外文化交流说成中国软实力,把我们的和平意愿和霸权主义者的别有用心混为一谈,却容易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对人施压,来者不善。何况,吸收中华文化者,各有各的目的,未必都是对华友好,怎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软实力。 历史上日本曾大量吸收中华文化,但正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历史的教训豈可遗忘。可见‘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要分清其性质,还须注意是在什么层面,什么场合,什么意义上使用,不能当成时髦之词,不加分析地到处套用。

总之,华侨华人与软实力关系是道历史性新课题,不仅需要认清软实力这一概念自身的含意,分清其内含与外延,注意其向与量的统一,更需要将侨务工作置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个时代新格局中思考,需要我们开阔眼界,从全球视角进行探索,善于借鉴国际经验,又要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又要避免无意中陷入西方霸权主义布下的理论迷局。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花大力气,深入研究,创建自己的科学语汇和理论,紧紧掌握话语权。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以及国际移民问题研究。

[②] 以色列是散居全球各地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不是移民输出国,各地犹太人也大都不是以色列海外移民,
情况特殊,拟另做研究

[③] 丘立本:《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2、4期。
[④] Alan Gamlen, 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kinds of states use them ?
COMPAS Working Paper No.32,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Dovelyn RannveigAgunias and Kathleen Newland, Developing a Road Map for Engaging Diasporas
i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2,
[⑤] Massey, Douglas 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June 2003.
[⑥] BBC: Brits Abroad.
[⑦]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 and Catherine Drew, Brits Abroad,Mapping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British Emigration, Executive summary IPPR. 2006.
[⑧] Mirjam van het Loo, Susanna Bearne, Pernilla Lundin, Hans Pung Amanda Scoggins Miriam Shergo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nsular Services Vol.II. Rand Europe. 2005.
[⑨] Tim Finch with Holly Andrew and Maria Latorre, Brits Abroad, Making The Most of British Diaspora , Executiv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 IPPR. 2010.
[⑩] Kingsley Aikins, Dr Anita Sands, Nicola White, The Global Irish Making a Difference Together, The Ireland Funds. 2009.
[⑪] Walter, B. Gray, B., Almeida Dowling, L. And Morgan, S., A Study of Exi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rish Emigrants and Irish Communities Abroad. 2002. p.26.
[⑫] Ireland and the Irish abroad :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nm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r. Brian Cowen,T.D. 2002. https://www.dfa.ie/uploads/documents/task
[⑬]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 2011. www.globalirishforum.ie.
[⑭] Emigrant Support Programme https://www.dfa.ie/home/index.aspx?id=292
[⑮] Daniela Del Boca Alessandra Venturini, Italian Migra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 IZA DP No.938 2003. https://ftp.iza.org/dp938.pdf
[⑯] 陈里特:《意大利移民政策》,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

[⑱] 上述意大利侨务机构、议会立法、侨民组织以及侨务政策的实施等资料见:The Italian Diaspora, in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2002. p.322-325. https://www.moia.gow.in 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5-20. www.euromondenet
[⑲] Marina Murat, Barbara Pistoresi and Alberto Rinadi,Transn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FDI evidence from Italian associations worldwide Marina. 2011.
https://www.jed.or.kr/full-text/36-4/1.pdf
[⑳]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8-09. www.moia.gov.in.
[21] 参见:K. Laxmi Narayan, Indian Diaspor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1994. https://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3.html. N. Jayaram, The Study of India Diaspora A Multidisciplinary Agenda. 1998. https://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1.htm1.
[22]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7-2008.
[23] K. Laxmi Narayan, Indian Diaspor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1994.
https://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3.html
[24] 贾海涛: 《印度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及相关问题》,《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贾海涛:《印度政府海外印度人政策的演变》,《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
[25]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2002. https://www.moia.gow.in
[26] Ibid., p. 377, 415.
[27] 参见: List of 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Holding Positions of Head of State/Government, Ministers in Other Countries”; ” PIOs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Senators Origin in Other Countries “, https://moia.gov.in/services.aspx?ID1=60&id=m7&idp=59&mainid=23
[28] 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各司下述主要工作情况见于该部2006至2011历年年报。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6-2011. https://www.moia.gov.in/
[29]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8-2009.
[30] Allison Marz Freedman, USINPAS and the U.S.-India Nuclear Deal: Lasting Influence or One Shot Victory ?, CUREJ – CO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lectronic.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urej/9
[31] Jayanta Roy, Pritam Banerjee, Attrating FDI from the Indian Diaspora: The Way Forward,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2007; Promoting Investments from the Indian Diaspora: A New Beginning Special Report, OIFC Publication. 2009
[32] 详见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3] Laureen Laglagaron, Protec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The Mexican Government’s Efforts to Aid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Pi,(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0.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
[34] Claudia Keller Lapayre, The 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as a Mexican Instit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allacademic.com/meta/p99314_index.html
[35] Claudia Keller Lapayre, The 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as A Mexican Instit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allacademic.com/meta/p99314_index.html
[36] Margarita R. Songco,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Philippines. 2009. https://www.adb.org/documents/events/2009/poverty-social-development/WG1C-remittances-decline-phi-Songco-paper.pdf
[37] Margarita R. Songco,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Philippines. 2009.
[38]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7th
Edition ) 2005